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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是開國之鎖

陳 添枝

 

台灣的每人GNP在一九九○年時是八千三百三十九美元(以當年物價計算),二○○○年時是一萬四千九百○六美元,二○一○年時是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美元。如果扣除匯率變動的因素,則在一九九○年至二○○○年間,台灣的每人GNP增加超過一倍;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則成長僅二○%。如果我們說台灣在二○○○年以後的經濟成長遭遇了瓶頸,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九○年經濟體質 未老先衰

經濟學原理說,若各國的技術條件相同,則各國的每人GNP最終將趨於一致。也就是說,低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快,高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慢。因此台灣無法持續過去高經濟成長的年代,理論上可以理解。但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確實很低。台灣每人在GDP似乎停頓在一萬五千美元左右,就遇到這麼大的瓶頸難以突破,則不是正常的現象。文獻有所謂要「中度所得陷阱」的問題,謂一個國家有沒有可能還未達到高水準所得時,便遇到障礙,使經濟無法再成長,台灣明顯是碰到「中度所得障礙」韓國很早就談論這問題,將自己「未老先衰」形容為九十年後期的經濟現象。

台灣經濟在一萬五千美元的每人GNP水準時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發展未能有所突破。服務業在一九九○年時占GDP的比重達五七.○%,到二○○○年時達六七.五%,此後一直維持這個比重上下,在二○一○年占比為六七.一%。換言之,自二○○○年起台灣有三分之二的生產活動是屬於服務業的範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如果不提升,每人的所得不可能大幅提升。

製造業成長 服務業遲緩

數據顯示,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台灣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仍不斷進步,但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則進步甚少。這是為什麼這段期間每人所得進步有限,大學生的初任薪資完全沒有變動的真正原因。許多人把過去十年薪資的停滯怪罪於製造業的外移,其實是找錯了對象。製造業確實外移甚多,但在二○○○年至二○一○年間,製造業占GDP的比率卻由二四.六%提升為二六.三%,製造業的雇用人數也由二百六十五.五萬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六萬人,足足增加了二十萬人。因此經濟成長龜速的真正原因不在製造業,而在服務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停滯不進的原因有三:分別是1.缺乏投資 2.缺乏創新 3.缺乏出口的拉抬。三者相互關連,茲分別說明如下:

1.缺乏投資:和製造業一樣,只要增加資本,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就會提高。台灣在服務業的硬體投資不足,服務業不一定是蓋房子,軟體投資不足。一九九○年代以後資訊科技(ICT)的發展,對全球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有巨大的影響。文獻顯示,在先進國家ICT對躉售、零售、物流、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等產業貢獻卓著。可惜的是,台灣雖是全球ICT的製造大國,但卻是ICT的應用小國;ICT導入製造業生產十分普遍,但導入服務業者則甚為有限。缺乏投資,使服務業的生產力無法提升。而業界欠缺導入ICT的原因主要是規模不足,而規模不足又和缺乏出口能力有關。

2.缺乏創新:台灣自二○○○年以來對R&D的投資不遺餘力,但大部分的資金投入於製造業,投入服務業的R&D微乎其微。在二○一一年之前,投入服務業的R&D甚至沒有租稅抵減的權利。R&D投資的不足,使服務業缺乏創新,因此也就無法提升價值。如果仔細看台灣服務業的發展,重要的銷售業創新,如量販店、便利店,都是由外國引進的新商業模式。在二○○○年之後少數令人矚目的創新如高速鐵路的通車、3G通信的開通,也都是由國外引進現有技術的應用。我們幾乎看不到發自本土的服務業創新,這是研發不足的後果。

3.缺乏出口的拉抬:台灣的製造業發展是採取耳熟能詳的「出口擴張」型式,但台灣的服務業則幾乎走不出國門。但走出國門就要創新,現在亞洲市場興起,是台灣走出去的好機會。台灣一直到一九八○年中期為止,服務業的大門仍緊緊關閉,連外人投資都嚴格加以限制。一九八七年以後,服務業逐漸開放外人投資,可是本質上仍未走出「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如果製造業可以因出口而帶動經濟成長,則服務業也應該有相同的功能,可惜我們一直未認真思考服務業出口的問題。細數世界上高所得的國家,幾乎每國都有某些重要的服務業出口,尤其是小型的經濟體更是如此。新加坡和香港已經從製造業的出口轉型為服務業的出口,因而使國民所得達到高水準。台灣的服務業因為保護太過,因此從未有出口的念頭。無法出口,即無法擴大規模,生產力也就難以提升。缺乏規模也使服務業引進ICT技術的動機不足,投資於R&D的誘因低落;出口中國,我們的服務業不必走太遠,因為文化與地理上的相似性,台灣應該有非常好的機會。

服務業契機 百倍挑戰 千倍機會

綜合上述三個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理由,最關鍵的還是缺乏出口的能力,因此若要提升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要促進台灣服務業的出口。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不同,它不能靠低廉的價格,更無法靠低廉的勞動成本,而是要依靠高品質的服務、新穎的服務或者獨特的服務型態。而這些「高新」服務的出現,又必須靠創新,因此創新又是出口的先決條件。有創新才有出口,有出口才有規模,有規模才能帶動創新。這裡有「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最好的方法是先投入創新,有了創新的產品,就有出口的機會。所幸中國和東南亞這些新興市場對「高新」服務業需求若渴,若能掌握這個契機,則台灣服務業出口應大有可為。但在推動服務業出口之前,先要放棄服務業的鎖國政策。台灣的製造業在一九六○年即打破鎖國的政策,勇敢的走向世界的舞台。這個「開國」政策,開啟了五十年的經濟榮景。五十年後的今天,似乎是服務業接棒的時候了。希望民國百年,也是服務業開國之年。施振榮先生說,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相比是「百倍的挑戰,千倍的機會」;若有千倍的機會,則即使有百倍的難度,也應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