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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3 到 50/50–一個沉重的數字政治社會學

南方朔

 

第一次看到矚目驚心的 2/3 這個數字,是在一九六O年代初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  所著的《另一個美國》裡。這部著作談的是美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窮

人的貧窮問題。

而揭露貧窮固極重要,此書更重要的是它對貧窮問題為何從政治的體制以及

人們的感官與知覺系統裡消失所做的觀察與分析。正因為貧窮問題已自人們的知

覺裡消失,於是那另外 2/3 過著舒適生活的人,遂心情愉快的認為所有的人都和

他們一樣活在富裕社會裡,但這並不意謂那 2/3 的人是多麼的自私與麻木不仁,

而是人們的思想與認知取決於知覺。而現代的貧窮則早已被區隔進了各式各樣的

都市或地域角落裡,人們每天上班下班,假日的採購逛街,都已不再和貧窮有任

何接觸,縱使極其偶然的在夜歸時與貧窮錯身而過,但那種感覺也很快就被稀釋

沖散。日常生活的經驗決定著意識,對社會問題的善意無知已成了當代人的一種

特性,人們都成了快樂的瞎子。縱使有些人知道貧窮的存在,但也傾向於從體制

性或單向性的角度認為它多半是個案問題。人們對不想見到的事會傾向於用某種

特定的解釋將其排除,將貧窮視為有問題的個案,如不長進、精神有病、命運變

故等,即是這樣的不自覺排除策略。

而接著,一九八五年歐洲知識份子在南斯拉夫沿海城市卡夫塔特(Cavtat)

召開的一項討論會上,義大利思想家印格勞(Pietro Ingrao)提出了所謂的「2/3

社會論」。他指出如果一個社會裡的保守領袖們毫無羞愧的把私人所有制推到極

端,也寧願捨棄長期以來視為民生基本的社區價值,而對最弱的 1/3 不加理會,

任由其凋謝衰敗,則在相當時間內,那些享有舒適生活的 2/3 無疑的仍可過著快

樂的日子,而當向他們提醒另外 1/3 時,他們卻掉轉頭去,他特別指出,在 2/3

社會裡,同情心的供給非常稀少,它也很少會得到一個社會上層的鼓勵。1/3 的

邊緣化,其實又和知識份子代言功能的邊緣化有著桴鼓相應的關係。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教授休斯(H. Stuart Hughes)在所著《矯揉做作的反判者:

一九六八至八七歐洲異議份子的政治文化》裡指出,包括 2/3 社會在內,從廿世

紀六O年代貣,由於社會的逐漸變遷與分化,過去人文知識份子視為基本的「倫

理-政治」這種判斷標準即日益被沖散。資產階級在社會分化過程中,釋放出許

多特權供文人、學者、知識份子來分享,可以成為名利雙收的名流。而所謂學術

與知識的「專業化」和「紀律化」,則一點一點將整體性的事務拆成了片段,而

道德與理想這些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辭彙和價值,在「專業化」和「紀律化」的

所謂中立觀念裡,當然也就被污名為意識型態。於是過去的所謂知識分子遂成了

人們眼中過時的東西。休斯指出,從一九七九年馬庫色過世,一年不到沙特又告

別人間,這些依靠廿世紀初舊時文化傳統而成為「大調知識份子」的人物之後,就再也後繼無人。當然還有後繼知識份子出現及表示異議,但休斯教授已稱之為

「矯揉做作的反叛者」(Sophisticated rebels),「小調式的顛覆」(Subversion in a minor

key)–意思是說這些知識份子其實已不自覺的向主流趨附,不敢過激,過激就容

易被媒體指責;不敢表示主張,怕被說成是意識型態,不敢表現義憤,因為在多

元社會裡各種情緒反應皆容許。於是遂出現愈來愈多以顛覆為名,但事實上則是

很少或什麼也沒有被顛覆的聲音與憤怒。不滿似乎已不再是企圖改變什麼,而是

成了一種角色扮演,一種心理感傷憤怒劇。新式的反叛充斥著難解的語詞,用以

取代過去的論點或口號,但因為它對社會整體似乎拉遠了距離,因而更像是一種

「代替式的迷戀」(Surrogate infatuption)。

其實,更後期探討知識份子角色邊緣化的著作,如雅可比(Russell Jacoby)的

《最後的知識份子們》,以及《從烏托邦到近視眼》,或者如富里迪(Frank Furedi)

所著的《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等,他們共同指出的,乃是隔著社會的分化,

特別是媒體的消費化,知識份子的角色也早已淪為知識及訊息消費品的一環。知

識份子可以在既定的框架內享有某些特許的權益,可以成文化名流甚或明星,但

在真正的公眾事務上則日益瘖啞化。而到了最後,甚至會出現一種雅可比教授所

謂的「零售聰明,批發瘋狂」的情況。它的意思是指在瑣碎事務上可能會充滿了

機智才華,但對足以造成國族重大危害的事務則沉默或附和。邊緣化的附贈品,

即是它只能在瑣碎事務上展開聰明才智的比賽。

當今的社會正走在貧富差距日增,兩極化擴大,而知識份子則加速邊緣化與

瑣碎化的方向。而這個不能算極端,設若一個政治組織完全拒絕理會民主政治常

規的對話、協商、妥協,而一意孤行的民粹式的政治技倆,這時候那種形同政治

內戰式的「50/50 國家」即告出現。50/50 國家的終極走向是一種反智政治。

所謂「50/50 國家」,兩位英美資深媒體人麥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及

伍德瑞奇(Adrian Wooldridge)在近著《右翼國家》裡即做了詳盡的討論。他門

指出,美國保守主義始終企圖永遠掌控政權並成為國會兩院的永遠多數。但它們

發現儘管從一九八O大選獲勝,共和黨連做三任總統,但一九九二年仍然政權輪

替,這意謂著它們仍未能打破「50/50 國家」的壁壘。於是從一九九二年貣,它

遂不惜一切手段和金錢,展開大規模的政治內戰,主要有:

- 急速擴張極右「基督徒聯盟」的地方組織。一九九O年它僅僅有一二五個分

會,會員五萬七千人;但到了一九九七年,分會已增加到兩千個,會員一百

九十萬,共和黨的各州黨部幾乎全部掌握。

- 它在一九九O年代全力擴張電視及廣播網,例如右派教父威瑞奇(Paul Weyrich)

即於九一年成立了一個電視網,到了一九九O年代中後期已至少掌控三個電

視網,至少兩千家廣播電台,完成了教化及動員群眾的準備。

- 在九O年代,大金主德穆特(Chris DeMuth)出資十億美元,大舉成立各種智庫及群眾議題雜誌,並在校園廣設學生群眾組織;另外則是在國會大舉擴增遊

說組織,藉此建立政商網絡。

經過這樣的大舉擴張,一九八O年代美國的「電網佈道」風潮,終於被轉化

成衣種新型態的「電訊政治民粹主義」的新風潮。二OO四年大選後,美國評論

家瑞奇(Frank Rich)曾做過簡要的評析。他即指出,當年大選,在大學教員這個高

知識階層,支持民主共和兩黨的為七比二;而將報紙讀者的立場分類,則兩黨支

持群眾為二比一,但及至投票,則情勢完全逆轉,支持共和黨的略多於民主黨。

由此已可看出,經過這樣的部署,一種新型態的電視廣播支配的民粹政治已告出

現。它已和學歷與知識無關,特別是龐大的廣播網所發揮的威力最大。

對此,當代美加實驗心理學著名學者,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教授阿特梅爾

(Bob Altemeyer),他根據設計的「右翼權威主義心態量表」(RWA)來分析這些被

動員出來的選民進行測試。研究結論顯示出,儘管當時人們都已知道,美國炮製

假証據,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入侵的理由,但事實上在入侵後根本

找不到任何這種武器,但共和黨選民或許過度暴露在廣播及動員宣傳上,卻都普

遍相信布希所說的都對,而且認為總有一天會找到這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民粹

主義需要社會支配導向(Social Dominance direction)的服從權威的群眾為基礎。

美國「50/50 國家」所造成的結果已成了最有說明力。當一個政府已不理會大學

教員這個階層怎麼想,也不理會讀報階階層怎麼想,只靠著自己掌控的電視廣播

頻道來說謊欺騙,即可輕易取得政權,民主在「電訊政治」下走到了反智的方向,

這又怎不讓人慨歎?也正因此,美國共和黨正統保守主義,即所謂的「高華德派」

老派健將,曾任司法部助理部長的狄恩(John W. Dean)也要說這是「沒有良心

的保守主義」了。他在《沒有良心的保守主義》近著裡即指出,這種不擇手段、

勇於鬥爭、黨同伐異、說謊欺騙的政治,已將美國政治帶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美國第一位總統華盛頓在任滿惜別演說裡,即驚覺到民主政治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會變成「幫派政治」,它會把人們從重要問題上扭曲掉注意力,會讓整個政府威

信削弱,也會讓整個國家由於毫無理由的相互痛恨而搞得擾攘不安,華盛頓總統

在兩百多年前所做的警告,現在再次獲得證驗。

除此之外,當代法國知識份子主要領袖之一的托多洛夫(Tzretan Todorov)

在《新的世界無秩序》裡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型態的民粹主義,對當今世界的秩

序和民主價值已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對美國內部而言,它使得傳統的美國民主價值被嚴重扭曲,政治的誠實、民

主的對話與寬容,手段與目的之適當等都遭到破壞。這對全世界已成了一種壞的

示範。    就美國外部而言,從二OO四年貣,美國正式將它的對外擴張定位為「民主

輸出」。「民主輸出」依靠武力而造成的「人道炸彈」與「附帶傷害」,已成了嚴

重的新問題。當「民主輸出」違背了更基本的「自由價值」而與武力侵犯合一,

這只會讓民主標準更加紊亂。

而除此之外,當代評論家莫瑞(Robert W. Merry)在《帝國之沙》裡更進一

步指出,當民主成了一種國際政治的手段,這時候它對民主的定義遂必然變成機

會性,而且難免相互矛盾。某些有戰略利益的國家,縱使不民主也會假裝視而不

見。有戰略對立性的,則不斷展開民主騷擾。這種把民主變成國際政治手段的做

法,只會讓全球民主化橫生無數錯亂的枝節。

社會、政治、知識份子的角色,以及這一切變得更好的可能性,乃是一個變

動不居的課題。而無論如何,目前終究是知識份子角色空前低潮的階段。這時候,

就讓人想到這樣一則佚事。十八世紀未到十九世紀初,由於英國連年對法戰爭,

龐大財政壓力皆轉嫁給了農民工人,加上通貨膨脹、食物匱乏、民不聊生,當時

英國詩人柯立芝遂致函大詩人華滋華斯,希望他站出來為民請命,於是華滋華斯

遂寫了這首〈倫敦〃一八O二〉,這首詩主要是在呼喚人們要有前代詩人及知識

份子領袖彌爾頓的風骨,替時代撥亂反正。這首詩也可為本文作結:

彌爾頓!此時你應仍然健在

英國需要你;它已成了一潭

死水。宗教,軍隊,文壇,

家庭,王公貴族眾英才,

都已失去了他們古老英格蘭的丰采,

和靈魂之美。我們是自私的人;

啊,請你回來,把我們民族重振,

人人有禮,道德,自由,成為權力主宰。

你的靈魂像顆星,但遠離星群,

你的聲音如大海洶湧,

莊嚴,自由,純淨如晴空,

你這樣沿著生活的共同道路走過,

愉快而虔誠;你把心

貢獻給最帄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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