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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化」情境下的台灣文化的幾點觀察

王汎森

在進入本文之前,我想作一點聲明:我是歷史學者,在我的專業裡,全球化與在地化並未成為關注的問題,所以我在這方面幾乎不曾讀過任何書籍或論文,以下純粹是一個業餘的觀察。

Norbert Elias 1939年在《文明的進程》(U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中這樣說:「生活水準……總是部份地被自己的社會在全球網絡的分工體系中的位置所決定了。」[1] 這段話已經透露了「全球化」的味道,但我們知道這個現象在最近一、二十年變得比N. Elias的時代嚴重不知多少倍,事情不是「部份地」被決定,而是越來越「大部份」地被決定。

從文化上看,全球化與在地化,當然是對立的成份居多,只要看地球上消失的幾千種語言即可知,而且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在資訊與經濟的統合過程中,把兩者之外的大大小小事物也捲進去。現代科技發展出來的訊息傳播及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使得時間、空間的距離似乎不再具有意義,但另一方面,文化重視獨特性、差異性(但不是基本教義式的在地性),所以就文化層面而言,時間、空間的距離仍具有莫大的意義。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思考經濟與思考文化之邏輯不同,也不應相同,這是根本。文化是日常生活實踐的一部份,像是空氣之於人類,平時並不覺得它的重要,可是一旦把空氣抽光了,它的重要性即刻突顯出來。絕大多數的文化內涵都是在地生活的實踐,而生活及傳統中有許多元素並不能市場化(譬如在公車上讀詩,不一定有市場價值),準此,我們如果再回過來思考這個問題時,便有一個輕重之分,不必為了上國際舞台而本末倒置。

但是我們又不可否認,全球化在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方面的支配力愈來愈大,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你不理它,它要惹你,故不能不重視。因此問題應該是雙面的,一方面是如何正視全球化與台灣在地文化之間的問題,並在其中取得足夠的優勢;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化與在地生活分不開,不能「為了核子,不要褲子」,不能為了在全球化的競合之局中力爭一個位置,而犠牲了在地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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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世界與市場的世界可以是單向的,但也可以是雙向的。在地的東西也可能藉著現代科技的平台而闖入世界舞台。重點是在地的文化一定要在市場的意義上強到一個程度,才可能有這方面的契機。另一方面是我們擁有的訊息傳播工具或通路系統必須強大到一個地步,才有可能將在地的變成全球的,這兩者一樣重要。以我們台灣這樣一個規模不大的文化體來說,必須既獨特而又吸引人,才可能契入全球舞台,而且還要經過一個包裝或重新編碼的過程,使得內容與意義是在地的,可是用來表達的語言是國際的。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所能掌握的各種訊息及通路必須夠強,也就是手上的擴音喇叭聲量要夠強。本世紀法國年鑑學派史學曾經引領世界史學的風潮數十年,在它聲名最盛時便有人說:論史學作品水準之高,義大利可能不輸給法國,可是世界文化擴音器握在法國人手裏(包括法國史家著作英譯),弄得幾乎沒有人知道義大利史學家在做什麼。在地文化與全球文化市場之間的競合,也靠這龐大的、內容多樣的擴音器與通路。2002年,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台北演講時好像曾經強調SNG車使得在地的東西也可以成為全球的。但是,訊息及通路世界的操作複雜度遠遠超過SNG車不知多少倍。

事實上應付全球化談何容易。一九九○年代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大力提倡「亞洲價值」來和全球化對抗,結果成效非常有限。最可悲的其實是,所謂「全球化」幾乎等於「美國化」,歐洲國家也被美國弄得口不能言,在人文學這個行道,歐洲、日本昔日原有的榮光漸漸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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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觀察沒錯,對於台灣這個規模的文化體來說,全球化下的文化情勢,常常像是流行性感冒一樣,感冒要來時擋不住,要去時留不住。處在這種情境下,在地文化的主體性要夠強,才能對全球優勢文化的影響有所篩選或調適。

所以台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極具包容胸懷的文化主體性,才能在全球化的局面中自處。但目前談台灣文化的狀況卻是最困難的,因為台灣文化面臨幾個問題:

(一)文化領域嚴重政治化

寫這篇短文時,我曾請助理在網路世界尋找一點參考資料,卻廢然發現過去幾年沒有幾篇相關的文章。在僅有的幾篇中,對於過去、現在或多或少有些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文化方向則大多不敢置一詞。我認為「集體緘默」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十年政治力量對文化產生嚴重的壓迫,文化問題與統獨議題牽扯得太密,如果多說一點中國歷史文化,就會被冠上統派的招牌,如果強調得少,則會被戴上獨派的帽子,政治與文化之間不清不楚,是目前台灣文化狀況的第一個大問題。

在一九九○年代以前,如果有人問到台灣文化的前途,人們最關心的是自由民主或專制威權、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是非往往很清楚,把某一方面痛罵幾句,再對另一方面提掇幾句,便成為一篇過得去的文章。可是今天,原先那些爭論得津津有味的問題,大多失去了現實的關聯性,即使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仍然要問是中國的傳統還是台灣的傳統?

(二)「文化」與「學術」鴻溝加大化

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化界有一個重要現象,即「文化」與「學術」鴻溝加大化,知識份子與現實事務疏離化(the alienation of intellectuals),兩者都與政治的無窮糾葛、及學者高度專業化有關。此外,橫跨學術與文化兩界的刊物也日漸減少(如報紙副刊一度兼有一些跨學術與文化的東西,現在基本上也不見了)。

知識份子從社會政治議題抽身,把政治事務留給政客、政論家,知識份子從文化領域抽身,把文化留給外國翻譯作品來填補。從各處抽身後的學者忙著自己的專業,對學術水準的提升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太過火了,也多少會有流弊。

(三)舊價值已消失,新價值未建立

近十幾年來台灣的知識圈子悄悄發生了一些變化。借用Lynne V. Cheney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一日在美國《高等教育紀事》發表的〈美國人文學狀況報告書〉(Humanities in America -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所說的:「真理、美、善,都不是永恆的問題,而只是為某些團體作為駕馭別人的一種手段和一時的看法。」錢尼的話雖然不一定對,不過我們確實必須承認,過去台灣文化界所珍視的一些基本東西如「知識份子」、「真理」等,現在好像變得有點過時。所有從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余英時先生、許倬雲先生、林毓生先生、張灝先生等等這一輩人作為討論出發點的正面價值,在今天似乎用舊了。確實,台灣的文化問題已變得非常精微、複雜,並非舊觀念所能涵蓋,問題是,新的價值是什麼?

(四)制度的空隙

如果以廣泛的文化議題而言,在政府建置方面,出現了一個三不管地帶。現有部會中與教育、學術、文化有關的,有教育部、國科會與文建會,但我總覺得在上述部會之間,有一個涉及廣泛文化意義及人文精神的部份,不是上述單位支持鼓勵的重點,那麼誰應該挑起這個擔子呢?

涉及文化、價值層次的事情,政府單位不應該管,即使想管也無能為力,不過我認為仍有許多間接性的措施可以著力。以文化市場為例,高度全球化下的文化市場正在無孔不入地編派、篩選我們的文化產業,也正在決定我們的國民教養品質。在過去一、二十年,台灣出版界失去過去的一種特質,即不再大量出版帶有人文意義的教養叢書。我並不認為過去就是好的,不過原先頗有影響力的「人人文庫」、「協志工業叢書」、「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新潮文庫」等等,這些多少帶有教養性質的叢書幾乎已經成了過去式,我們一時也還未看到任何可以扮演類似角色的東西出現。我們的教育、文化單位可不可能透過任何間接性措施調節一下這種偏枯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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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些籠統粗淺的觀察。最後想強調,在全球化的情勢下,如何建立一個偉大而具包容力的文化主體性,是台灣文化界刻不容緩的急務。


[1] Robert van Krieken, Norbert Eli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ge, 1998),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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