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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薪資落差 為何會這麼大?

朱雲漢

最近韓國首爾論壇鄭求炫會長來台灣訪問,他心中有一個巨大的疑惑,為何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台灣的二.六倍。我與他花了一個多鐘頭探討這個弔詭現象背後的主導因素。

二十年前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與台灣大致相當,經過了二十年,韓國的平均起薪遠遠超過台灣,因為他們的薪資成長基本上跟得上經濟成長速度,而台灣的大學生起薪二十年如一日。

在這段期間,韓國的物價指數增長速度的確比台灣快,所以韓國國民所得的實質購買力不如台灣。以二○一二年為例,在台灣一百美元的購買力相當於韓國的一三六美元。台灣的薪資如果僅僅比韓國低三十%,在實質購買力上幾乎沒有差異。但也可就此推論,購買力的差異完全不足以解釋為何台灣與韓國大學生的起薪差距演變成如此巨大的鴻溝!

另外兩個可能的原因也被我們兩人排除在外。第一,兩地薪資差距並不是因為韓國大學生的素質比台灣大學生高,從各種比較勞動力素質的國際指標上來看,台灣並不比韓國遜色。其次,這也不是因為台灣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調問題更為嚴重;韓國的大學就學率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絕對不比台灣輕。

有一個流行的解釋是韓國與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同。低薪資現象與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力有關,台灣出口企業選擇以代工生產方式搶食餅屑般的微利,自然只能不斷追求生產效率的提升和壓低成本,這與南韓企業重視研發、建立品牌、擴大差異化和提高技術含量的策略不同,所以他們可以吸收勞動成本的上升。

這的確是很關鍵的原因,不過我們都認為還要搭配「勞資博弈機制」的因素才足以解釋兩地薪資水準的巨大落差。理由如下:第一、在韓國也只有少數明星企業集團享有這種差異化競爭的市場優勢,韓國仍有大量不具強勢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企業,他們占據勞動市場最大的板塊,但也同樣要付出比台灣雇主兩倍以上的薪水。反觀台灣也有不少中小型企業擁有獨步全球的絕活,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關鍵位置,成為所謂「隱形冠軍」;但這些隱形冠軍並不需要付出韓國水準的薪資。第二,如果現代汽車、三星電子、浦項鋼鐵也有機會比照台灣的隱形冠軍一樣持續壓低薪資,他們也寧可凍結員工薪資,讓公司的股價更高、股東獲利更大、管理層分紅更多。關鍵在於韓國的龍頭企業沒有這個選項。

台灣的資本家在勞資博弈的過程中是永遠的贏家。第一,他們普遍不需要面對強大的工會,原來具有集體談判實力的少數工會組織,在國營事業大量民營化後早已土崩瓦解;第二、他們普遍享有產業外移的選項,可以運用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作為槓桿,迫使本地勞工接受工資凍漲,也迫使政府不敢輕易提高基本工資。

相形之下,韓國的現代汽車、三星電子、浦項鋼鐵等明星集團企業並不享有大量外移中國大陸的選項;相反地,韓國的工會可以運用罷工與集體談判機制迫使這些龍頭企業不得不讓薪資增長與企業盈餘增長掛鉤。這些龍頭集團企業帶頭調薪就引導了其他大型企業與政府部門跟進,然後這種指標效應一波波的向其他經濟部門擴散,最終帶動韓國整體薪資水準的持續增長。

我們兩人的共同結論是,在政府難有所作為的情況下,近期內台灣高端人才外流的趨勢很難阻擋;其次,未來台灣整體薪資水準取決於大陸沿海工資的上升速度;要等到大陸發達地區的工資追趕上來後,台灣的勞工才有機會爭取較高的薪酬。在此之前,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仍將由企業老闆、大股東、高階經理人與土地資產擁有者分食。

在聽完我介紹台灣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只有十七%,實質有效稅率不到十二%,大老闆股票增值不需要繳資本利得稅,擁有大量房地產的的富裕階層也僅僅繳納象徵性的增值稅,政府稅收主要靠薪資階層的個人所得稅。鄭求炫會長不禁感嘆道:「台灣真是資本家的樂土」。(作者為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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