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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那段歲月的浪漫情懷之五:追求正義的學運歲月

黃榮村

臺大校園不只是唸書的場域,還有「胡搞」的時候,不見得是我們胡搞,有時胡搞來自於外界,搞得臺大必須出來捍衛價值、扮演堡壘與燈塔的角色。臺大因為特殊的歷史位置,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幾乎無役不與,塑造出其他大學所沒有的自由傳統與臺大學風。
早期的二二八事件跟臺大也有關係,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教授,是林宗義教授的父親。接著是發生於民國三十八年的四六事件,學校曾經指定由我負責四六事件調查小組。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政府計劃逮捕臺大二十一位學生、師院六位學生,當時臺大的學生到師院與師院的學生開會,政府於是進入師院,逮捕了兩三百個人,後來都放回來了,這就是四六事件。四六事件發生後,同年五月公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五月十九日宣告臺灣省戒嚴令,六月就頒布懲治叛亂條例。事後我們進行調查時,就把四六事件認定為白色恐怖的濫觴,是白色恐怖的開始。
那時候師院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重新辦理登記學籍,用意在於加強控管學生,臺大不同,並未成立類似的委員會;後來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左右,教育部派任了臺大第一任總教官,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歷程。臺大成立四六調查小組後,平反了受事件影響逃到各國去的受害者,並且將它定位為等同白色恐怖的歷史事件。
在我進大學之前自覺運動就已開始。民國六十一年釣魚臺事件引發了民族主義論戰,在森林館進行了一場「民族主義座談會」,我也以研究生的身分參加,座談會後來演變成馮滬祥、陳鼓應、錢永祥的相互批評,事件鬧了一年,隔年發生臺大哲學系事件。跟我同年的中文系校友游祥洲當時擔任哲學系助教,也遭殃及,甚至沒辦法改去開計程車賺錢維生。其他還有很多相關人士被迫出走、另謀發展,直到平反後才慢慢回來,像是王曉波,就是經過平反回台大哲學系任教的。這個是民族主義論戰產生的哲學系事件。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左右,臺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十周年,我那時是澄社社長,就在臺大理學院思亮館舉辦紀念會,當時的代理校長郭光雄教務長也來參加。紀念會上很多人提出應該要為他們平反,於是臺大校務會議就組成「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終於還給受害者公平正義。
解嚴以後,臺大有自由之愛,也有教授聯誼會,這些過程我們都有參與;後來三月學運、反軍人組閣期間,臺大孫震校長因為學運而被郝院長責罵,我們就在舊的臺大活動中心大禮堂開聲援大會。一般遇到這種事情,大都推我去做主席,因為他們說:「你神經比較大條。」其後為廢除刑法一百條而發起的「100行動聯盟」,臺大醫學院李鎮源教授、時任醫學院院長的陳維昭校長也在那邊打點,結束後學校開檢討會,孫校長、陳維昭校長、張忠棟教授也在,結果朱炎跟張忠棟倆吵了起來,底下的學生裡還包括了孫大千,當時也是由我當主席,大凡棘手的會議都由我主持,可能是因為神經比較大條,或是因為浪漫所以眼睛看不清楚吧!之後還有410教改行動、行政院教改委員會,都有我們的身影,可以說臺大無役不與。
我有一次到柏林拜訪自由大學,自由大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幫忙籌建的學校,他們的校長跟我說前面不遠的那一棟,就是以前著名科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與奥托‧哈恩(Otto Hahn)做核分裂的地方,剛好我也知道這段歷史,我跟他談起來。納粹時代,莉澤‧邁特納冒險逃離德國轉往英國,逃到英國以後,她寫信給留在柏林的同事 、一九四四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奥托‧哈恩。莉澤‧邁特納跟奥托‧哈恩關係非常密切,但她寫了一封教訓奥托‧哈恩的信,叫做「永遠寄不到的信」,影本留存於劍橋大學。莉澤‧邁特納說:「這個真是德國的不幸,你們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義與公正之心。假如只有我們輾轉失眠而你仍安臥如常,德國的處境不可能變得更好。」當年不只莉澤‧邁特納命運坎坷,同時代也有很多人亦是如此,我想當年的臺大就是在這種精神上建立起風格,如果不是有一條看不見的鏈鎖連結起來,臺大怎會無役不與呢?現在比較困難,因為年輕人都要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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