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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的面具-漫長的告別

王 健壯

我是個老派記者,相信老派價值,寫了三年九個月共一九四篇的《凱撒的面具》專欄,就是一個老派記者信守老派價值所留下的紀錄。

我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包括:評人應「筆則筆,削則削」,論事該「是其是,非其非」;不但「成見不能束縛」,也要「時髦不能引誘」;對有權力的人要「以道抗勢」,要做個「永遠的反對派」,絕不能擺出「依附的姿勢」;當然,更要心中常存「不黨不私不盲不賣」那一點點星火餘苗。

有人或許視這些老派價值為落伍八股,我卻信之奉之始終不移。但說來慚愧,雖然我每次下筆總自認心有所憂而不得不言,但因字裡行間經常冒出幾絲火氣,卻不知不覺得罪了許多人,不是出現「一個人的抒情詩卻是另一個人的粗俗之詞」的意外結果,就是像龔自珍所寫的那兩句詩:「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以至於常讓我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無奈與挫折。

但即使如此,我卻從未有過放棄那些老派價值的念頭。過去一年因為教書需要,我又重新翻閱擺在書架上層多年不曾碰觸的幾本老舊雜誌,三○年代的《獨立評論》,五○年代的《自由中國》,每讀一篇就被那些早已變成古人所寫的文章震懾: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那些人不但有道德勇氣,燭照當代,更有進步意識,引領後世;而他們奉之行之的正是我所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他們不走依附權勢的政治正確路線,更不媚俗迎合博取大眾喝采。

我雖魯鈍識淺,但面對那個時代那些人的那些文章,卻也經常戰戰惶惶汗顏不已。我們這個世代寫評論的人雖因言禁大開而筆沒遮攔,評詆之激烈幾近張季鸞所說的「盲爭」,甚至常在落筆剎那產生指點江山的幻覺;但與八十年前的胡適與張季鸞相比,跟六十年前的雷震與殷海光相比,現在的評論文章通常是氣勝而理弱,少了點知識成分,也少了點文明成分;我寫的文章當然也愧列其中。

我雖然從未奢想能有一言而動天下的本領,卻也從未消極悲觀到自悲自嘆「一管書生無用筆」,面對滔滔世變冷眼袖手而不置一詞,即使祇是「紙上蒼生」,卻也總是勉力為之,當言則言,直筆無諱,縱使引來當事人白眼相向甚或惡言相加,卻也心中坦然:寫評論的人本該接受別人評論,這是行規也是基本倫理。我也常自嘲是個「初階版自由主義者」,所寫文章雖卑之無甚高論,但卻無時無刻不以「四不主義」相繩自期,筆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這幾年台灣早已變得像個超大型的聲音競技場,但即使各種雜音此起彼落,弔詭的是,台灣現在卻也是個知識分子失語的年代。大眾聽到的都是從立場出發的噪音,而非來自知識高度的聲音,原本應該站在評論階層前沿的知識分子,不是選邊依附而忘了本色,就是躲進書齋不問世事,更多人則是因懼於被貼標籤而依違兩端;萬馬齊鳴卻無異於萬馬齊瘖,詭異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這樣的現象出現在政治領域,也常見於傳播領域。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可用「顛簸蹇滯」這四個字來形容,顛簸的是媒體變局與亂局接續動盪,蹇滯的是媒體已日暮途窮卻又無計可施;更嚴重的是,這是一個「泡麵與牛肉麵一樣」的媒體年代,即使《衛報》與《紐約客》來台,其結果也一樣會被人以泡麵對待;當然最令人憂心的則是,這是媒體統治的年代,卻也是安伯托.艾可所形容的媒體倒退的年代。

我在二○○八年最後一夜離開《中時》後,迄今從未斷過心繫報館之念,老報館的舊事縈之繞之,新報館的新局念茲在茲;近四年所寫大約二十五萬字的專欄,祇是我把一身功夫(如果還有一招半式的話)還給少林的回報心情使然。但專欄從今天停筆那刻,也是我跟現在《中時》告別的一刻,爾今爾後結束了那段牽牽絆絆若即若離的關係;有朋友因此開我玩笑:「這真是一場何其漫長的告別啊!」

終於告別了,告別了凱撒。老派記者相信的另一個老派價值是:既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於江湖吧。(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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