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位置: 首頁 / 新聞與專欄 / 專欄對話 / 克服加稅障礙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克服加稅障礙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朱 敬一

民主與社會不平等其實關聯不大,社會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內在特質發展下去的自然結果,這在全球皆然,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網頁即顯示不論依貧富差距等哪種指數,各國近三十年的所得分配不平均狀況都越趨嚴重,台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並非特有。

 

不過各國因有不同歷史背景,社會不平等發展脈絡不大一樣。以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來說,社會分配不平均很重要來由來自CEO薪水很高,公司肥貓多;歐洲、日本等老國家則是因貴族階級勢力影響大。

 

至於台灣,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來台時,當時的日本大企業就全都變成國營事業,例如台糖等,變成是政府最有錢,因此沒有貴族留下來的影響等問題。另外,台灣CEO的薪水也不算太高,分配不正義脈絡和其他國家不同。

 

台灣分配問題 看動態不平等

 

我認為,現今台灣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最適宜用「動態不平等」分析。在學理上,「不公平」向來有多種意義,比起著重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靜態不平等」,我一直更關注「動態不平等」,舉例來說,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子女若夠努力,仍然沒機會往上攀升。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公平的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彰顯了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其中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拚勁;endowment指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

 

我們若拿一九七○年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近年台灣的產業政策相較,會發現當時企業家若去找孫運璿,孫運璿都會說只談政策、不談個案,因為他那時代還沒超大企業,所做都是在培育新興產業,不知未來誰大誰小。因此孫運璿的政策就是扶助第一代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政策很大差別是不知對方將會變如何,服務對象可說不特定。

 

贏家已出頭 政府繼續幫後代?

 

然而現代的台灣,第一代企業家早已傳到第二、三代,以致政府要扶助產業,對象都很明確,這就不大符合Ronald所說「公平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有些人會說現代畢竟不是威權時代,而是民粹時代,但並沒講到核心:孫運璿做政策的環境盡管與威權有關,但以前要扶助產業是不知對象是誰,現在則是winner已存在,而且還要幫他持續winning。

 

越有錢的人 越靠房地產賺錢

 

在世代財富世襲狀況下,若真要做到分配公平,就該搞清楚有錢人所得結構為何,又到底靠何賺錢。例如有資料顯示,越有錢的人,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而且很大比例是靠買賣房地產,不只是股利所得。

 

現行土地增值稅採分離課稅,是因為一般認為買賣房地屬偶發所得,並非常態;但在這份資料顯示,買賣房地根本是有錢人賺錢的常態性主要來源,難怪曾有電子大亨說做辛苦這麼多年,結果發現賺的錢還不如炒房地產賺錢多。

 

改善炒房地問題 三法同時走

 

要改善炒房地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方法。首先是今年開徵的房地合一稅。過去台灣土地是按政府公告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增值稅率相對高,以往房地兩稅分開時,有心人士會故意低估房屋價值,藉一稅率高、一稅率低間做手腳,例如把增值高者灌到稅率低者;兩稅合一後,就無處可逃。

 

政府還該調漲土地增值稅稅率。台灣過去是增值課稅多,但持有稅低,房屋稅和土地稅率都不高;國外則是房屋稅、土地稅等持有稅高,增值稅較低。然而台灣這本來較高的土地增值稅,後來已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未來有調整空間。

 

土地公告現值也該調高。土地公告現值過去是是三年才調一次,但地方政府因怕得罪票源,不願調整,未來政府應設計一些誘因,去反映土地實價。

 

稅改怎麼改 最好組成委員會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當然也該實施相關社福政策,但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這不論誰來看,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未來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若真想解決問題,可以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在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加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出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過去政府說要加稅,總會碰到阻礙,例如說要增加遺產稅,當事人就說錢不回來;說要加營利事業所得稅,當事人就說要把公司移到韓國、把帳移到開曼。正因為所有加稅計畫都有敵人,所以我認為需要委員會、需要大的目標。委員會成員除了找出解決方案組合ABC,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當委員會把資料整理出來,就到人民選擇時刻。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因為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例如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會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列方案 人民從中選擇

 

在政府支出方面,就拿年金來說,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這些客觀數字,用來說服全民。

 

我們若問全民台灣十八兆負債要不要改,大家一定說要改,但怎麼改?我認為就該由委員會以職業別等來全面評估社會公平問題,研究可能對策,同時要避免激起太高反彈。例如可以調高勞保上限,但不溯及既往,只從一定日期後開始。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一定得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完全不同。

 

委員會組成 須納工會與弱勢

 

至於委員會如何組成,我認為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說的,可以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才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保持資訊多元。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完全聽他們的,政策會扭曲。

 

我也要強調,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總統馬英九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會理性

 

要克服加稅阻礙,除了設立委員會外,還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還包括政府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我認為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使用社會運動方法激起民意氛圍,其實台灣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也該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過往的民粹表現,低估民眾理性,有時這可能只是因為過去欠缺社會運動帶領。台灣民眾其實聽得進去小改變,只是要說服他怎麼做。

 

有權力必遭圍 政府要有定力

 

長照計畫等社福政策都需要錢,吃幾碗麵,就要下幾碗麵條,不可能沒錢去做長照。然而不論走稅制或保險計畫,錢都來自人民,增加福利一定要增加支出,政府一定要能以說服人民的社會運動方式去推動稅改。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社會問題 個人須當自己問題

 

人民也該盡責任。個人影響政策的能力或許微小,但都該take the problems personally,將面臨的困境視為切身問題來改變。

 

例如年輕人面對低薪,即使在環境內會因為改變不了而吞下去,但在心態上該當成企圖要改變的事情,而且不能只在企業內投入力氣,要在大環境裡也投入。面對社會問題,每人都要抱持想改變的正面態度,問題才會改變。

 

金控法、證交法……政府須注意

 

此外,我也要指出台灣過去談分配正義沒人看到的許多面向,例如金控法、證交法、公司法、兼業限制問題等。

 

以銀行來說,台灣現在除了公家銀行,其他私人銀行多是家族銀行,包括吳家、辜家、蔡家、何家等,既牽涉家族、財團問題,就得要有相當規範。

 

像現在有人建議金管會應幫銀行打亞洲盃,但公家銀行常被認為效率不彰,若幫私人銀行又很容易被質疑到底是幫家族或國家。我認為政府應盡快解決金控法、證交法等的落差問題,否則若一旦推行政策,很容易遭人民質疑公平性。

 

產金分離問題過去也長期被忽略。以美國來說,他們早就確實實施產金分離,限制銀行實體經營其他事業,以免造成借錢給不同事業間流動的弊端,也易有連動性風險乃至公平性問題。例如若一家銀行、家族集團在擁有全台十分之一產業,大到不能倒,就不符合產金分離原則,也影響世代流動,都須公司法、證交法等規範。

透視鏡

余紀忠
余範英
余範英
李鴻源
李鴻源
於幼華
於幼華
黃榮村
黃榮村
  葉俊榮
葉俊榮
王汎森
王汎森
朱雲漢
朱雲漢
南方朔
南方朔
錢永祥
錢永祥

王健壯

陳添枝

許嘉棟

林聖芬

王伯元

朱敬一
歐陽嶠暉
歐陽嶠暉
何志欽
何志欽
施振榮
施振榮
楊日昌
楊日昌
李永展
李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