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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年代」為什麼沒有用?

南方朔

 

二○一○年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辦了擴大的公與義學術討論會,會議的全程後來輯成厚厚一大冊「實在年代」,該書出版時的新書發表會上,我應邀演講,我即表示該書極有時代價值,它相當於一部當代台灣一切重要問題的小型百科全書。舉凡台灣的政治、經濟、人口、環境、財政、住宅、綠能,沒有一個沒有觸及,而且都提綱絜領,討論的相當深入,不但對一般讀者有益,對當政者尤其有價值,因為它其實已為台灣的轉型定出了藍圖。

但該書出版迄今之,業已近一年,但令人非常扼腕的,儘管有了那麼好的改革框架,但台灣卻仍在原地踏步,「天下」雜誌已明言,台灣是四小龍裡唯一沒有轉型的。在政治上,台灣領導的平庸化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而政治鬥爭的卑鄙化和邪惡化則已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無能的責任可以很容易就以藍綠惡鬥為名推給了在野的對手。當領導無能,整個國家遂失去了方向感,於是國家認同日益混亂,國家施政也毫無章法,就以經濟而論,台灣目前已成了亞洲出口衰退幅度最大的一國;今年甚至連成長率能不能保二都有問題。至於社會經濟,則是國民的薪資每下愈況,大學畢業生只有台幣二萬五的水準,當台灣薪資無法增加;當然是還有點生產力的中級技術人力開始往中港星韓等地外流,比較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則成了沒有希望的一代。一個政府的責任乃是去創造良好的社經條件,讓國民滿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目標,但台灣的統治者們在最近一年多卻在散布台灣無人才之論,好像台灣經濟的崩壞不是統治者的責任,而是台灣沒有人才的責任。當今的台灣,似乎已不再有別的可資炫耀的事務,只剩下鳳梨酥和小吃。今天台灣在這個全球分工的時代,已沒有甚麼核心的製造業,只剩低科技的觀光及食品加工業。難怪已有愈來愈多人看壞台灣,認為台灣已菲律賓化了。面對台灣的困境,政府雖宣稱有「中長期振興經濟藍圖」,但至今談來談去都只是一些老生常談,而且議而未決。要期望台灣改頭換面,似乎真的不容樂觀。

因此,從「實在年代」出版迄今,已證明了「實在年代」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當想到「實在年代」未發生作用,我就想到公與義的學術討論會儘管規劃周詳,但一定疏漏了甚麼最重要的課題。當想到這裡,我就不得不講幾句可能會冒犯到一些人的話,那就是那次討論會明顯的疏忽了當代日益重要的「新癱瘓政治」(new political of paralysis)這個課題。當政治癱瘓、領導無能,你給他再好的建議,他也不會採納和不敢採納。當別人的話全都白講,「實在的年代」當然因為無用,而成了「不實在的年代」!

近年來,我在許多演講場合都提到過當代政治的一種向下沈淪。在古奧時代從柏拉圖開始,一直到廿世紀中葉,都知道政治領導的重要。政治領導是一個國家的舵手,有了好領導,國家才會有方向。這也是現代化進步的國家得以循序漸進的主因。可是廿世紀,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俄國出了個史達林,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們無疑的都是極壞的領袖,於是政治學家及現實的政治人物遂怯於自談領導。談領導就會被認為是在搞人治;而廿世紀後期,由於媒體的發達,民主的深化,人人都有話就說,進入所謂的「多元民主」階段,於是大家只談民主和民意,而不再談領導,並把政治表演和如何討好民意視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工作。於是只做秀不做事,只會講漂亮的空話以討好每一種人民的平庸無能人物遂告崛起。二○一一年七月份的「經濟學人」雜誌,就以「新的癱瘓政治」和「領導的缺席」做為封面故事,來談近代國家只是拖延問題,甚麼改革也不做、也不敢做的現象做了詳細的討論分析。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二○一一年上台,日本媒體即稱他的內閣是個「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就是在表示他的內閣之平庸無能。這種平庸無能的現象,其實非常普遍。台灣現在的內閣,就是個典型的「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對於這個內閣的經濟政策,已有評論家指出,它乃是「黑板經濟學家」的內閣,它對於教科書的經濟學很熟悉,但對產業這種實在的問題完全外行。難怪台灣經濟要每下愈況了!

除了不懂實務、只懂教科書外,當今的政府也完全的缺乏了主體性的思想,就以ECFA為例,我是從頭開始就反對,政府的打手還對我不斷人身攻擊,我認為ECFA完全缺乏了主體思維,只會把台灣的經濟被掏空;而且讓台灣在全球經濟秩序裡被邊緣化。現在我的觀點已被證明為真,但政府仍兀自在替ECFA大肆宣揚,認為ECFA是多麼偉大的政策,錯到底還不知道更改,台灣又怎麼會有未來?

當代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界已怯於談領導,於是「不領導的領導人」遂可以尸位素餐,而領導學遂往企管學轉移,這反而促成政治界出不了領袖,領袖往工商企業界移動的現象,企業界的執行長了解現實、敢做決斷,反而能夠產生真正的領袖。台韓對比,韓國的李明博了解問題、有目標、有方法,能把韓國帶到轉型的新方向,台灣則只有說空話、會做秀不會做事的政治表演家。「實在的年代」反而得不到任何實在的成績。

因此,此刻的台灣,百孔千瘡,有百科全書式的「實在年代」,卻做不出任何成績,因為人們已疏忽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即就是民主形成不了國家的新方向,新方向的尋找需要有好的領袖,而台灣正好少了這種領袖。當沒有領袖,就甚麼也沒有。也正因此,公與義的討論,可能就需要補辦一次「重新尋找領袖」的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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