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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猶是去年人》書序-那些星星還掛在天上

王 健壯

序/導讀 《看花猶是去年人》

自序



我的書桌上常年擺放著一只書鎮,木身細竹嵌邊,書鎮正面刻了一行墨字:「精勤惕勵 無私無懼 余紀忠」,那是老先生在報館慶祝五十周年時,送給朋友的紀念禮物。

報館五十周年時,老先生已九十歲,社慶酒會在圓山飯店舉行時,不但冠蓋雲集,當時的總統也赴會致詞,並以「民主舵手」這樣的比喻來讚譽老先生的一生貢獻。

但就在酒會結束十幾個小時後的隔天早上,報館大樓裡卻湧進了大批檢警調人員,他們帶著搜索令,來搜查老先生辦的晚報編輯部,這是台灣新聞史上報館遭司法大軍壓境搜索的首例。

諷刺的是,當檢警人員翻箱倒櫃到處尋找罪證時,當天的早報還放在辦公桌上,上面印著斗大的標題,內容是昨天酒會上那位總統對報館的讚譽之詞。

五十周年過後一年半,老先生辭世,最後遺言中有一句話是「要勇敢」,勉勵他的子女與報館記者,他的最後遺墨中也有一句話是:「放眼前瞻,國事蜩螗,同仁要有抱負,無私無懼,留下一部百年青史」。

我這幾年常常在想:老先生在講那句話寫那行字時,心裡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勇敢」與「無懼」會成為他對報館的最後叮嚀?難道他憂心一旦他離開後,「勇敢」與「無懼」也將隨他而去、及身而止?

我不知道答案,也沒機會當面問過他,但我卻隱隱約約感覺到他想說的可能是什麼,尤其是在我重回報館那三年當中,那種感覺也愈發強烈。

老先生離開後四年,我重返大理街上班,當年剛進報館時,我尚未滿二十五歲,再回報館,卻已是一個超過半百趨近花甲的小老頭,小憤青轉眼間竟成了老憤青,時間飛逝之恐怖,真讓人不得不有所畏懼。

我回報館當天,隨身祇帶了少數幾項文具用品,其中一項就是老先生送的那只書鎮,我把它擺在辦公桌上的桌曆旁,每天翻過一頁日曆,也每天過目瀏覽書鎮一回。

也就是在那三年一千多個日子當中,我才點點滴滴有所體會,「無懼」雖祇簡單兩個字,但要在報紙的字裡行間,讓這兩個字的血肉神韻,既能藏於內又可形於外,卻是何其困難,也是何其罕見;老先生的反覆叮嚀似乎真的不是杞人之憂,他似乎早已預見報館內外可能有所變化。

那三年,每次當我心有所憂,甚至心有所怨所怒時,我腦海中浮現的不祇是老先生,還有許多其他「無懼之人」,例如傅斯年,例如張季鸞。

張季鸞是老先生的典範,也是報人無懼的一個代表。他的無懼,舉一例即可知其概括: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當天,蔣曾發電訊告知全國民眾,電訊中有這樣一段話:「確信自今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即從此始可安心盡革命責任」,言下之意就是,他因為有了美滿姻緣,所以革命必將有成。

但隔天張季鸞卻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社評,題為「蔣介石之人生觀」,痛批蔣的「婚姻與革命論」,「自誤而後誤青年耳」,「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並嘲諷他「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于革命?」「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聯哉?」

這篇社評被當時人形容「痛快一時,滿城爭讀」,其中最經典的一段是:「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把軍權在握權傾一時的蔣介石罵了個狗血淋頭。

傅斯年的無懼,也表現在他的文章中。他在參政會時,以皇親國戚貪污舞弊為名,帶頭發難逼走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介石為此事邀他餐敘,據說席間有這樣一段對話:蔣問「你信任我嗎?」傅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就該信任我所用的人(指孔祥熙)」,但傅卻答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但要我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正氣凜然,讓蔣介石啞口無言。

孔祥熙下台後,另一個皇親國戚宋子文接棒登台,胡適雖然在日記中感嘆:「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麼得了!」但祇有傅斯年敢公開在《世紀評論》雜誌上寫文章,以「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為題,要求宋子文下台。

當期《世紀評論》甫上市就被搶購一空,但搶購的主力並非讀者,而是「宋幫」人馬,有人諷之為「寓禁於買」。傅斯年後來又連寫兩篇文章,「宋子文的失敗」與「論豪門資本必須鏟除」,當時人形容傅之三文「各地報章紛紛轉載」,成舍我辦的《世界日報》甚至用「傅斯年要革命」這樣的標題,來比喻他批宋倒宋沛然難禦的聲勢。

傅斯年倒宋三文中最經典的幾段文字是:「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持,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張季鸞的批蔣文章,寫於八十多年前,傅斯年的倒宋文章,寫於六十多年前,但即使隔了那麼遙遠的時間,今日重讀,卻仍然會被他們的文采、氣勢與風骨所重重震懾,在那個尚不知言論自由為何物,文章賈禍可能入獄、被殺、報館被封的前民主時代,他們竟然無懼於軍頭權貴豪門至此地步,竟然能一言而倒公卿,也一言而動天下,所謂典範,此之謂也!但這樣的人在當時已是萬中無一,在今日更猶如史前動物早已絕跡不復再見。

我常自問問人更常覺汗顏:我們這個時代寫文章的人,有哪個人手中握的是像他們那樣能指點江山的無懼之筆?

幾年前,我在替何榮幸寫的一篇序文中,寫過這樣一段文字:「我這個世代的記者像是在黑夜裡尋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看到天上一顆星星,就興奮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張季鸞、傅斯年與老先生,就是我一路抬頭追尋跟循的那幾顆星星;重回報館編報那三年,離開報館寫文章這兩年,那幾顆星星依然高高掛在我的天空上,一閃一閃亮晶晶。

我當記者三十年,下筆百萬言,所述所評雖然卑之無甚高論,距離天上那幾顆星星更不知有多少光年的迢遙不及,但數十年唯一不變也唯一可堪慶幸的卻是,每次落筆那一剎那,總有星星照耀相伴,才沒讓我在眾聲喧嘩的言論暗夜裡迷了路,甚至走入了與初衷相違的歧路。

陳寅恪有首詩〈吳氏園海棠其二〉,其中有兩句「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常讀之誦之玩味之,我雖因駑鈍識淺而不能預知世變,至今依然不時感嘆自己讀史難通今日事,但三十年來身處滔滔世變,卻看盡世間多少滄桑,也目睹興亡起落幾回,如果世變如同花開花落,那個看花的人卻始終未變,仍然是站在時間起跑點上的那個年輕自我,「看花猶是去年人」這七個字,不但是我三十年記者生涯的自況,也算是一種自我期待吧。

即使就在此刻,那些星星仍然高高掛在天上,我仍然在一路追尋,寫這篇文字時,那只書鎮也仍然端端正正擺放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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