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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刊登】揭開數位面紗(刊登於109.10.28中國時報A8.A9)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基金會刊登】揭開數位面紗(刊登於109.10.28中國時報A8.A9)

 

 

 

 

 

前言

承擔與試煉系列座談一直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挑戰。來自時報出版公司趙董事長推薦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下冊,在資本主義作為全球化多年推手,哈佛社會學者祖博夫(Zuboff)出書,對當今資本主義提出挑戰,面對未公開揭露數位操控造成的不安與威脅,深刻且清楚的描繪發展趨勢,發出警訊。透過歷史追述和文化衝擊的解析,提醒大家思考未來。關鍵時機問世的新書,在新冠疫情加速「數位時代」來臨之際,舉辦「揭開數位時代 跨域知識交流」座談,為數位時代的屆臨,展開剖析與交鋒,也為數位工具化運行的現實環境,揭示數位化造成的生活衝擊和文化變遷。

三位董事,陳添枝教授、史欽泰院長、葉俊榮教授,無論就學術、從政經驗,擔負國事重任有年,皆允諾為此課題貢獻專研,邀請年青世代學者劉育成與曹家榮教授,以及資深媒體人趙政岷董事長,從變遷現象中提出觀點討論,跨世代對話,跨領域交流,投入與承擔。為了解影嚮全民切身生活之境況,與政府、民眾,加強認知、共研與準備。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主持

陳添枝:數位時代跨領域交流,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新冠病毒疫情還沒結束,大家都已感受到新時代來臨,我特別覺得不到一年間,因為疫情關係,做很多從來沒做過的事。我一向非常抗拒網路教學、打電話叫外送、去餐廳訂位、利用網路叫計程車等。已退休快七十歲,還能做過去沒有做過的事,覺得真的很棒。數位時代看來是擋不住,讓我們過去生活方法都在改變。能過新生活非常興奮,好像小孩子又新生了。快七十歲面臨完全不熟悉的時代,能跨領域討論數位時代議題是非常棒的,今天基金會聚集政治、法律、文化、出版、社會、心理各方專家看問題。我認為數位影響,應觸及每一個我們可以想像的知識層面,其中最明確的應是經濟層面,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就數位時代經濟挑戰與影響分享觀點。

 

數位經濟挑戰下政府、企業、產業的影響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即時數據驅動的經濟

數位經濟核心,不是數位技術而是數據,以即時數據提供生產和服務,才稱數位經濟,以歷史數據規劃或指引生產已是舊經濟。整個經濟活動,最大變化其實是「數據」,過去數據在生產與交易中並不重要,現在變得非常重要。過去整個生產或是交易提及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數據在過去就經常被使用,如農業時代的二十四節氣、春耕秋收都是長年生活經驗累積的數據。隨著數位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生產與交易都是使用即時數據且範圍更龐大;舊數據價值有限,除非它是商業機密,或經過處理變成知識。如旅客通關時,即時知道新冠病毒帶原者有高價值,通關後才知道價值就遞減,過某時點後價值更為零。未來即時數據,時機點變得非常重要。

數據沒有排他性 跨域使用 價值不減

就生產活動而言,過去經濟學生產要素都有排他性,但數據沒有排他性,異於資本、土地、勞力等投入。數據也會有折舊但讓數據變成知識,就可免於折舊,甚至歷久彌新。數據可跨域、跨業、跨公司使用價值不減,讓生產活動本質產生變化。數位時代企業跨業經營、跨域經營將是常態,傳統產業領域概念將被打破。如Uber APP,包含駕駛、店家、消費者三種人使用同一套系統,要定義Uber為交通業?餐飲業?新型態產業分不清公司屬於誰、屬於那個國家,數據跨境串流到哪,都無法以舊概念明確區別。

數據轉譯成知識 才能創造價值

數位時代廣泛搜集數據,但只搜集數據並沒價值,要將數據整理分析,產生為有效知識;所謂「生」數據必須透過搜集、整理與處理,變成有用的「熟」數據。經處理的「熟」資料,結合專門領域的know-how,轉成為有用的知識,用於生產和服務,創造廠商競爭優勢。其優勢因廠商而異,不易模仿複製,且強者應用數據進行解析創造可持久的優勢。數位時代沒數據優勢難以競爭。數據驅動的經濟,基本是知識經濟。

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機器主義

資本主義出現就是因為機器,機器的誕生產生資本主義。以數據驅動的經濟,即是數位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也將完全改觀。機器出現產生資本,資本可以不斷被累積,累積越多,生產能量越大,財富越多。資本主義也帶來資本與勞動對抗,產生所得分配問題。現在數據變成重要生產元素,可無限累積,甚至跨公司、行業、領域使用,勞工價值就更低。以世界幾個市值超過兩兆公司的員工數比較,如Microsoft、Apple、Google都只雇用十幾萬人,Amazon為八十四萬人與AT&T為二十四萬七千八百人,數位時代的大企業與舊經濟時代相比,僱用人數與薪資給付相對稀少,幾個數位系統公司,如Uber,Uber Eats所提供的工作,也都是低薪工作。

新型商業模式 重塑僱傭關係

數據流通、數位平台串流,即時生產與即時消費是數位時代最佳商業模式,僱傭關係隨之轉變。未來僱傭關係可能呈現沒有雇主或沒有固定雇主的常態。勞動市場也將調整,對家庭、社會關係影響重大。農業時代僱傭關係,基本上是終身制;工業時代僱傭關係雖非終身但也穩定;數位時代僱傭關係是不穩定且多元化。勞工工作樣態選擇機會增加,保障減少。工作型態也可能使工作與家庭不必絕對分離。

過去農工時代,講求專業分工;數位時代下,都必須處理即時的跨領域問題,未來企業部門裡,相同知識背景人才組合將不再有價值,不同知識領域員工組合才有價值,整合多元知識人才為必然趨勢。未來擁有專門知識的人,也可以不再受雇於任何企業,在市場上獨立提供服務。沒有固定雇主的自由業者亦將增多,僱傭關係將改變。如Foodpanda與Uber Eats是創造外送服務媒合平台,製造工作機會,提供消費者與外送人員間供需選擇,消費者透過平台系統委託外送員送餐,外送員接受消費者委任,外送員不屬於外送平台公司的正式員工,形成新型態僱傭關係。

企業競爭力來自知識創新與應用,國家競爭力來自知識累積與應用知識能力,不只是數據累積。國家如果沒有好的企業,知識人才將不需跨境移動就可為外國企業工作。數位經濟時代大國具有先天優勢將是錯誤的假說,就好像石油儲藏量大的國家,也不一定有品質好的石油公司。政府沒有適當手段,防止人才外流,將影響國家競爭力。

政府角色 應做好數據治理

數位經濟時代,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數據治理,數據的搜集、管理、利用,包括公務數據與私人數據,政府搜集越多數據越好,無須反對政府,數據管理和利用才是政府重點。政府用數據造福人民,也可用資料監控人民,是「監控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若無法確保政府不會濫用資料,只好禁止政府搜集資料。研究經濟學的人,非常擔心自由經濟市場基本假設遭到顛覆,自由市場經濟是假設人民比政府知道的多,如果假設不成立,市場經濟優於計畫經濟的假說就不成立。

政府與人民應建立信賴關係,人民和政府信賴關係為之重要,否則國家無法運作,人民信任政府會善用數據,就會提供正確數據,人民不相信任政府,就會掩藏或扭曲數據,屆時數據雖多但品質不良,誤導政策發展。信賴關係也必須建立於制度法規之上,政府數位治理相關制度法規必須要謹慎規劃。政府擁有完整數據後,人民遵法成本降低,違法動機也降低,社會整體生產力上升。如歐盟制定的個資規範GDPR,認為所有數據屬於個人不是政府,政府只能保管、借用數據,政府永遠不會擁有數據所有權。

政府數據統籌 應設立專屬機構與數據長

依數據特性分成環境數據、個人數據、物品(商品)數據。目前迫切需要處理個人數據,政府需要設立專責機構,統籌管理所有數據資。台灣現行體制下,由各部會自行管理數據,衛福部有健保相關數據,交通部有交通數據,內政部有犯罪數據等。部會間數據資料因使用目的受限於法規,原則上無法相互流通。政府需要一個專責機構統籌所有資料管理,除因特定政策目的依法授權搜集,數據若不做水平整合,無法有效被利用,政府首先應處理數據整合問題,也應加速設置數位部整合所有個人數據,在法律授權範圍進行跨領域使用。並設數據長制定推動跨部門、企業的數據使用政策,如果政府合法搜集的數據無法統籌運用,將無法提高服務人民的效能。


科技加速器 驅動生活、產業、未來

史欽泰(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前工研院院長)

前端科技的研發,一是方便人類解決問題,二是用於高科技戰爭、擊敗對手。雖然戰爭也是驅動科技非常前端的誘因,但大部分是與影響人類生活較有關係。如核子武器發明,對人類毀滅性極大,會危害人類和平的生活,因此規範限制使用。而今日數位發展的影響(如AI人工智慧),還沒到毀滅性的疑慮產生,如果沒有毀滅性問題,將不斷發展被利用。

數位行動 改變生活模式

藉由全球化發展,科技與文明連结人類、區域關係頻繁密切,原本已加速發展的數位科技,在中美兩強關係惡化、疫情加劇時,數位應用發展更跳躍式成長。兩強為贏得科技戰領先,各自發展出一套數位系統相競合,更在疫情封鎖無法正常接觸下,透過數位行動方式產生新型態的工作、聯繫與購物商機。

然通訊科技發生於數位網路之前,從原本的定點通訊到手機行動,通訊不再受時間與地點影響,人與人距離經由手機通訊連結一起。現今的物聯網發展,更將人與物全部串連,真正的改變正在加速。當提到科技研究發展時,沒想過科技會用在那裡,都是依照人類生活基本需求及市場導向前進。數位行動發展也不斷演進,從2G到5G,再到雲端科技,這些科技發展都是物聯網開發很重要的進程。

科技驅動的野心與力量

一九六○年代美國學校就開始研究自駕車,利用大型電腦運算讓無人驅動車運行,當時的研究還很陽春,在車子後方接上大管子再接到大電腦房,傳輸距離限制車子不能走太遠,透過電腦運算讓車子起動,但走得很慢,每一步要算非常多次,並來回傳送運算資料,經由判讀下指令,光來回傳送資料就要2分鐘,當年機器人走路都像老頭子跺步。時過境遷,今日自駕車到處在路上跑,可人類仍對自駕技術不放心,有太多因素還需計算,如背景、光線等,都需再加強。

另外,醫療科技進步也非常快,這時代對身體結構了解絕對比上一代多,尤其上年紀都會感受醫療科技進步對人類的重要性。如看骨科時,利用核磁共振成像(MRI)幾乎把每一寸神經是否受擠壓都看很清楚,如果將來人類大腦思考也都可看得很清楚時,到底會被拿來做什麼用?不只是人腦結構,連存在大腦裡的記憶,都能透過科技得知,會是什麼心情?科技進展不斷往前發生,無論是科學家的好奇、好勝,或工程師想要實際解決問題,又或者是野心家想要去統治別人,都是科技驅動的力量。

產業解構 商業模式須要改變

二○一九年至今,發生很多巨大變化,先是中美關係改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競合,過去經濟發展仰賴全球化所賜,原本相信經濟學家提倡的全球化與自由經濟最好,把資源有效利用、提升競爭力,但中美競爭開始後,又新冠疫情爆發封城、斷鏈等,全球化浪潮明顯改變。大部分產品組合製造物料還是需要靠外國輸入,當供應鏈斷鏈,人流、物流皆受到影響,也無法得知供應鏈順序如何重整。其次為科技主導權競爭,原先科技發展,因人工智慧演進,數據被充份利用,社會與經濟結構跟著改變,數位數據變成新的能源、物資。原本工業革命的社會衝突就已存在,至今產業開始解構,如Uber新興產業打亂市場管理次序,Amazon線上商店發展,讓傳統書店、唱片行面臨倒閉,數位時代新興產業正在解構市場原有商業模式,才短短二十年間,產業就已差不多變調,與過去經驗完全不同,如一台電動車把汽車之都─底特律徹底摧毀,底特律幾乎變成廢墟。所以產業完全改變,商業模式當然要變,就像現在如果不會上網可能就會餓死。

數位化 讓工作與生活分不開

危機是數位轉型關鍵,疫情將所有不同領域的科技加速整合。台灣SARS經驗,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加強境管防疫、強制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得以有效控制。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安全健康,當人類行為改變,產業也會跟著轉變。同樣疫情影響,過去認知工作是要到工廠或公司,疫情後已然不同,打卡在數位時代意義已經不大。網路技術發展至今日,生活跟工作已慢慢分不開,員工在工作時會順便訂午餐,也可以利用視訊在家工作,原本家庭必須提供的功能,如生活、工作、學習、休閒,通通在家裡面發生,但網路變成基礎建設後,家庭人員生活也隨之變調。再者,製造方式自動化、數位化,無論開發新產品或是原產品生產,因供應鏈裂解,令整個市場需求也快速因應改變。服務業也一樣,因顧客不上門,無論什麼生意都要上網行銷,顧客不上門後,甚至要有到家服務的概念,新模式、新產品的開發是數位時代所必須。然過去科技早已存在,全球數位化生活已是無可避免,數位行動與人工智慧時代,因疫情而提早來到。
民主治理還須量能建構

葉俊榮(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前內政部部長)

數位雙峰 等量齊觀

以往資訊監控老大哥直指政府,數位時代來臨,民間網路服務業者論實力,與政府也等量齊觀,形成「數位雙峰」大數據(如圖)。資訊搜集分為政府與網路服務業者兩個龐大主體,過去數位發展過程以政府為主,許多資訊、資料、數據,都會參照政府動態而作為。但如果有機會任職於政府機關,就會感到害怕,政府機關真的掌握很多人民的數據、個資,但資料從何而來?是否合法有待討論。政府有非常複雜的文官系統,不同專業因應不同需求,有些基於法律授權,有些基於不做不行,取得人民資料數據。

經濟發展最基本的金融交易秩序,也都需要信用數據,資料搜集程序在社會上形成社會公信,政府機關角色,無論於戶政、民政、地政、人民、土地、主權,牽涉到很多細節內容,若無完整掌握,無法成為共同體,連結基本經濟活動、社會互動,更無法確定資料的公信力。其他像治安、交通、環境、天氣、污染、水利、水文化等相關資料搜集也都要隨數位發展演進。

 

民主治理下 數位雙峰之差異化監督

網路服務業者呈現四個型態:網路接觸服務業者(IAP)、網路內容服務業者(ICP)、網路平台服務業者(IPP)、網路應用服務業者(ASP)。網路服務業者彼此間具有關聯,相較於政府機關資訊搜集更為複雜。政府機關以業管單位歸類,相互之間就有行政一體概念,政府要對資料搜集、處理、利用,須依個資法相關規定,資料搜集目的與使用目的之間須有相當合理關聯性,政府依法行政容易掌握動態。民間網路服務業者散佈甚廣,能否協調,相互之間有什麼樣關聯較為複雜。

政府是以高管制方式、運用公權力實施,需要時可以整合,雖受限於法規限制,政府在搜集資料以公權力得行使範圍為界,並經由法律授權執行,因此速度與數量皆較確定。民間網路服務業者範圍則遍佈全球,使用者自願提供資料,取得更容易串連個人意象的日常行為,構築使用者習性與足跡的資料庫,業者彼此間資訊串流,更能輕鬆跨境快速搜集個人資料。人民要求政府公開政府資訊,使人民便於取得。但如有涉及個人隱私應不予公開。人民也希望網路服務業者能公開數據,但必須對於個別使用者的網路足跡保密,並要求網路服務業者提出具體隱私權政策。實際上兩者受到的監督密度卻十分懸殊,網路服務業者受到監督穿透力過低,無法滲入繁複而龐大的資料搜集機器中。故兩者間資訊搜集方式、屬性、整合、速度與數量皆不盡相同,受到監督密度應有所差別。

基本上公民社會合法監督政府,對於監督網路服務業者可要求政府監督或是人民自己監督。一方面人民要監督政府也要求政府監督另外一個峰(網路服務業者),所以政府同時有兩個角色。若人民自己監督,與網路服務業者間存在不對等條件,永遠沒辦法保障使用者權益。

監督政府 落實管制網路服務業者

未來管制網路服務業者有兩個面向,一為人民要求並監督政府,強化對網路服務業者監督。政府搜集大量人民資料,人民要求政府不得過度搜集人民資料,也不得任意將資料傳輸給網路服務業者,現行是以「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行政對業者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監督之權責。訂有服務使用者向業者侵權請求損賠之規定,亦有損害賠償團體訴訟規定。未來須強化立法,授權主管機關對業者制定相關規範標準,讓行政機關與網路服務業者合乎標準作業程序,並降低人民透過法院尋求司法或行政救濟門檻。

二為人民主動集結監督業者。管制業者資料搜集、處理、利用與保存,過去著於重搜集方式與數量,數位時代下,人民高度使用並依賴網路服務,自主透過網路服務業者向其他服務使用者揭露私人生活及個資,業者更輕易搜集大量個資,在資料和技術不對等情況下,人民難以知道資料如何被處理使用。網際網路服務縱使極具公共性,業者與服務使用者仍被定位為「私人法律關係」。因此,在網路上經常心虛且快速按下「同意」鍵,對於同意的內容也不要太相信。人民可自主組織團體,監督業者,減緩不對等情況,面臨大型、跨國網路服務業者可能無意願與人民團體協商,人民藉由透過代議機制,亦即「國會」代表人民監督業者。

數位時代 量能建構刻不容緩

數位時代下,政府不會失去角色,反而角色越來越重,更須同時扮演推動與監管。高普及的網路資源,無法完全依靠政府公權力管制。人民的量能建構(capacity-building)、民主素養、媒體識讀都很重要,千萬不要認為只要監督出偉大政府就能安心無虞,政府政策與行政推動也必須積極有力。唯有不斷提升人民的量能建構,政府也有責任協助人民建立量能建構。人民更不能僅仰賴政府,民間社會活躍也非常重要,如民間基金會集結問題進行研討,台灣安全也是因為有活躍的台灣團體努力而來。

政府可藉由命令控制模式或協商模式管制網路業者。透過立法或行政權,要求業者配合管制措施,包括提供資訊、行為許可須符合標準配合監控等;但命令控制也有難處,政府對商業活動及網絡空間活動有過度介入疑慮,反而影響民眾隱私與言論自由,且許多業者是跨國企業,國家主權與法律要求也有其侷限;另外是透過協商模式與業者談條件,透過自我監管、後設管制、經濟誘因、市場管制、揭露規範等,彈性貼合市場需求管制措施,但民主社會競逐下,政府真的會為了人民最大利益進行協商模式成為難題。協商必須是「法律上授權」、「程序」、「公開透明」兼具,協商方向、主張與範圍不能違反既有法律,若僅採個別協商授權更是有疑慮。

國會角色也必須演變與翻轉,人民「直接」決定的空間擴增,傳統上政府與人民二元思考下,國會「代理」角色產生侵蝕,私部門快速崛起並成為威脅,人民自決意識高漲,影響監督與課責模式發生變化。國會既有行政權又有制衡關係,若轉由人民直接監督成本太高,何況人民連組成團體代表性都有疑慮。人民權益的守護,國會必須更關心,國會應積極透過聽證會來釐清問題,聽取業者、服務使用者(人民)與政府三方立場聲音,界定公共利益範疇,進而面對數位時代影響與因應。

數位民主 須跨平台溝通

現今很多議題走向公與私併存交雜,傳統民主正當性監督仍有必要,也必須改變。數位民主普及時,網路及資安議題,對代議制產生衝擊,國會反更可以扮演監督角色,發展國會監督可能性,國會必須擺脫傳統功能桎梏,蛻變成為監督並促進人民社會對話角色。數位雙峰掌握人民資訊,政府與民間都有相互監督的必要,除了行政機關不斷整合進步外,國會必須更努力,維持活躍的人民社會,及強化數位時代民主量能建構,更是刻不容緩。

台灣確實需要跨領域平台,集結產官學的聲音進行討論,從學術建構到政策實踐,以面對全世界變動的重要議題。任何一個討論平台都是讓大家來分享看法,進一步幫台灣發現新問題,提出方針或願景,發揮研擬作用。

 


社群傳播 真實性 知的選擇、限縮

趙政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董事長)

運用略奪行為價值 與再投資循環

一九九八年Google成立提供線上搜尋平台,實踐資訊解放的民主力量。對廣告排斥的Google不斷增加服務時,成為廣大新人類行為領域的中間媒介,每一筆搜尋指令都將產生大量數據,在數據不斷交換的系統裡,借助data mining搜尋辭彙數量、樣式,對使用者做行為分析,提升服務品質,經系統演算再把分析行為數據不斷循環交替、交叉分析,提升更精準服務品質。二○○○年網路泡沫衝擊下,Google面臨大轉折,將過去「數據廢氣」(data exhaust),看似不必要的資料,將用戶互動數據搜集分析賣給廠商,再利用系統與用戶互動產生副產品,使其改善服務或創造消費者新體驗。之後Google開始推出關鍵字提供分眾、分類販售廣告,對廠商尋找目標客戶也發揮效用。

在資料數據轉換過程中,最大的改變是循環,祖博夫所稱之行為價值再投資循環。數據轉換行為、來回修正改善循環。在循環運作中的數據廢氣,後來發現是最有價值,透過監控收益對未來行為市場做預測,並預測產品的提供,是數位時代全新生產手段,修出另一個棧道轉換產生很大的利潤。監控資本主義不是批判科技而是資本家,資本家掌握後面一大段並不知道的數據轉換,人類行為剩餘所產生的數據廢氣變成最大財富,而財富被資本家拿走。

引導的場域 操縱的行為

監控資本主義的真實案例─寶可夢遊戲(Pokemon Go),寶可夢遊戲出版後,入侵日常生活,有民眾遭闖入按門鈴四次,都是要到後院抓寶可夢的陌生人,來人甚至說「你後院裡有一隻寶可夢,那是我們的!我們可以到後面去抓?」。新北市也曾辦過寶可夢大會,帶動觀光、旅遊,只要在燈會放幾隻稀有寶可夢,大家都會去抓;台北街頭也有突然出現一群人,不是群眾運動是抓寶可夢。寶可夢遊戲發明,原是利用科技引導小孩到戶外活動,但現在寶可夢遊戲為誰服務?因為可以聚集人潮,遊戲帶來人流,卻改變人類行為,資本家與商人可利用數據,引導人類要去的場域,而不是人類自由意志下想前往的所在地。

祖克柏二○○七年五月推出臉書改變很多人行為。現在抖音也是,導致美國為什麼要去管制。韓國團體防彈少年(BTS)有二千萬粉絲,發動去川普的造勢大會,登記後不要去就少很多人,抖音也有類似情況,甚至影響你人民行使投票權的選擇。如果臉書可以操縱情緒、策動投票,那還有什麼做不到?臉書全世界有二十億使用者,影響之大該如何限制資料量使用,全球目前尚沒有完善機制、管制。機器會成為天才和專家的助力嗎?還是說,會反過來被聰明的機器奴役?監控資本主義就是在談論這樣的狀況。

監控資本主義豢養的人類行為

監控資本主義與過去的資本主義不同,監控資本主義的資本者享有知識和自由度極大的特權,無視消費者和生產者長期存在的有機互惠,所以消費者不是受益者。消費者提供資料、失去自主性的按讚,就會像蜜蜂在蜂巢裡豢養被監控,有可預測的集體秩序。祖博夫更提出警訊,蜂巢是被設計好的。

數位革命至今約二十年,監控資本主義如滾雪球般,侵入網路世界搜集使用者的行為剩餘,導致實體世界、日常生活、身體與自我的侵蝕,也改變人類過去行為。監控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經濟秩序、寄生式的經濟邏輯,當機器控制成為社會運動,人權會必遭受剝奪。數位使用已經離不開生活,人被機器哄騙後,就被機器控制,人類原有的經驗漸漸消失、遺忘;就像閱讀能力,現在只願意看二百字、二千字的文章內容,已沒有能力再看二百頁的書,不覺察下被榨乾、腐蝕的文明進程。現代人每天滑手機的時間比看書時間多,是身為一個出版人的感嘆!

公眾媒體到自媒體 都應客觀描述現象

從事媒體業三十年經歷,過去媒體講求真實權、選擇權、自由權,為呈現真相的媒體報導而奪鬥、為公平正義權衡掙扎、為讀者及服務大眾。嚴謹而中立報導,認為媒體是公器。反觀現今媒體,是為讀者、媒體、資本家、又或者是主政者?媒體現在可明目張膽順從老闆做新聞或為業主提供新聞。過去解讀新聞真實有三個條件:資訊有沒有障礙、時間有沒有落差、處理過程有沒有聽錯、認錯或意識型態,如今新聞真實已備受置疑,數位新聞傳播又快速即時,導致受眾誤判,如果流於意識形態就影響深遠。

更惶論的是如何從多元面看平衡報導,網路世界中網紅當道,社群媒體變成大眾媒體,大眾媒體也逐漸被社群媒體同化,受眾在接收推播,也只方便選擇愛看的網紅影片。點閱率也就等於成交率,造就現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快速取得融資與獲利,但爆紅也爆落。

監控資本主義與行為未來市場

人類看到監控資本主義從矽谷成長,逐漸進入各個經濟領域。大量財富與權力都集中在讓人不安的「行為未來市場」。預測人類的行為,以數據拿來買賣,透過新的行為控制技術,生產各種商品與服務。過去人類的威脅來自於極權主義的老大哥國家,但現在轉移到無孔不入的數位設施:「大他者」操作著監控資本的龐大利益。前所未有的權力大熔爐,網路知識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且完全避過民主監督。祖博夫稱拒絕讓機器主宰世界,首先是要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學習分化,資本家同時握有知識與自由,加劇社會權力不對等;再來是互惠式經濟轉型,只求網羅更多使用者,不再為提供更好的服務;最後要求民主的法律管制。新法規將挑戰監控資本主義合法性,二○一八年五月,歐盟通過「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企業不再能輕易取得數據,同時讓民眾拿回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所以科技公司在網路上蒐集人們的資料,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時,管他是政府或零售商;利潤不僅來自預測人類的行為,更來自調整人類的行為,資本主義與數位科技結合,將如何形塑人類的新價值觀,重新定義未來是重要課題。

 


人工智能影響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人工智慧(AI)的應用領域為感知、思考與行動。AI可以進行人臉辨識、偵測聲音、情緒與行動、模擬人類思考、促使機械行動等表現。若結合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研究成果後,將面臨AI做到超越人類思考時,人類的本質與角色是否將得重新定位?當人的腦袋可以完全被拆解時,人類的價值又會以何種形式存在?當AI可以預測人類行為時,人類所獨有的自由意志,在演算法的挑戰下具有的意義為何?綜合以上問題,人工智慧在根本上,其實就是對人類本質一大挑戰。

AI發展對經濟的衝擊

人工智慧發展中,比較狹窄的觀點,稱之為「弱人工智慧(weak AI)」,基本上目前看得到的應用,都是此類人工智慧,諸如語音辨識、資料標記與分析、自動駕駛等。比較廣義的觀點,也就是「強人工智慧(strong AI)」,就是可以像人類一樣思考,也稱之為「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基本上都還未能實現,尚有爭議,但所有科學家都努力朝此目標邁進。

儘管如此,AI對經濟的衝擊依舊已存在,首先是工作種類,隨著資訊自動化及演算法發展,傳統產業、服務業,金融業或專門職業等,從基層到高階工作都有可能被取代,許多新的工作型態也會不斷被發明出來;其次生產數量與品質也可能因AI可介入進行調整。再者透過AI大數據演算可提供更好的經營模型,增加產量,同時也減少資源與時間浪費;經數據搜集可能的新營運模式,給予建議或行動方案;還有是AI完全自動化發展,都對社會發展與經濟都有一定的衝擊。

科技介入對社會正義的影響

從產業面談社會正義,大致可有幾個面向,第一是製造本身業,第二是公司、產業和國家;第三是勞動市場;第四是重分配的效果。當把科技放進產業時,財富、經濟,甚或糧食皆可能重新分配,這都可透過科技的介入,做更好的處理與計算。然而,如何處理、處理後會產生的結果,以及對政策的影響與衝擊,都必須周全衡量。

AI能增進或損害社會正義從三個面向思考: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對待。如最近流行AI面試官,有人認為可以消除偏見,排除人類在面試時的偏見,因為人類面試官多半會因為其文化、社會、訓練養成背景等,而產生偏見。但也有人會認為AI也會增加面試偏見,因為演算法有可能加重AI判別偏好。這固然是一種進步象徵也涉及人權問題,仍有非常多人抱持反對立場。

數據治理必須賦權於大眾意識

二○一九年GISWatch出版的報告中,提到數據的治理必須要賦權於大眾,除政府必須介入並扮演重要角色外,大眾的角色或許是更為重要的。該報告提出兩種方式,第一、資訊受託人形式,亦即以信託方式,改善線上平台或服務提供者的問責制,主要是針對平台端公司,應做好資料管理、數據保存的責任,以信託的概念進行。第二、資料信託,也就是成立一個信託單位,所有人的資料全部都交給信託單位管理,就像是現金資產交由銀行信託,信託後就會受到監督,資料信託概念也是用類似方式做所有個人資料管理。二○一九年英國政府的《數位憲章(Digital Charter)》中便將信託概念放進來,同年OECD的AI原則也把資料信託概念導入,G20在「以人為中心的AI原則」中也參考資料信託概念。

最後,大部分人使用數位資料都沒有意識與防衛,看見隱私權同意鍵就直接按下同意,很少對內容進行仔細閱讀或提出質疑。使用者看似對隱私權很在意,但行為上卻幾乎不在乎授權與使用,只會享有數位帶來的便利性。因此,提升大眾意識還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未來數據治理概念的成果表現、在共享權利下進行問責機制,且在發生問題後能快速彌補,這或許便能夠在經濟發展跟社會正義之間取得平衡,對其有比較規範性的處理,也就不會只是憑空討論數位時代的問題。


自由或不自由?社群媒體世代難題

曹家榮(世新大學社發所與社心系合聘助理教授)

最近Netflix剛播出一部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這部紀錄片探討現代這些社群軟體: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巨型的跨國企業、數位公司、監控資本主義企業如何影響了人類生活,引發了一連串問題可能導致民主崩塌和人民安全的崩潰。

資本企業巨獸的演算法與影響力

社群媒體世代面臨著矛盾處境,也是做網路研究、資訊社會研究經常看到的觀點。今天進入網路、資訊科技、社群媒體帶來更多自由、行動可能性、發生可能性的時代。當年輕人用手機、電腦,就可以自己的力量去面對群眾產生的影響力,這是今天社群媒體世代跟過去很不ㄧ樣的地方。然而,即便個人有再大的影響力,在臉書這類跨國資本企業巨獸面前都是微不足道,因為它可以很簡單的透過演算法,將它不喜歡的東西調降觸及率之後,想要再去影響別人,在這機制面前是完全沒有力量。

機器控制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今年七月時報出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主要張顯隨著整體科技與社會發展,已進入新形態資本主義體系,祖博夫稱為「監控資本主義」,其定義是透過各類資訊科技、社群媒體、普及運算、穿戴式裝置等,遍佈在日常生活周遭不斷使用的科技,搜集使用者行為與經驗數據,進行「行為剩餘」榨取,進一步實施行為預測、修正等,從中獲利的新經濟模式。除此之外,祖博夫其實不只在談新經濟模式,而是另一個新的控制、權利支配形式。

機器控制主義是監控資本主義催生的新權力支配形式,不同於傳統極權主義的權利支配跟控制,雖然目標都是全面控制生活形式,傳統極權主義使用恐怖的權力、暴力、武力進行強制統治,機器控制主義則是使用行為數據搜集、修正、導引、預測等控制,透過搜集與分析追求完全確定控制形式。社群媒體世代到底是自由或更不自由,顯然答案會是否定,在機器控制主義支配下,科技發展其實並沒有帶來更自由的生活。

誰知道?誰決定?誰決定誰來決定?

自由的喪鐘已被《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敲響,從中試圖思考出路,以三個關鍵問題:誰知道?誰決定?誰決定誰來決定?突顯監控資本主義內在邏輯,甚至用來批評史金納行為主義學說,即便接受史金納主張─人的行為總是刺激反應結果甚至有人因此可以獲得巨大利益。

從另一個自由角度的思考,祖博夫將資料稱為文本區別;所謂第一文本就是在網路上讀的各種資料,第二文本就是只有資本主義企業能看到人類行為數據。誰決定誰能知道什麼?誰又決定誰來決定接下來怎麼透過經驗資料來影響、預測、導引我們的行動?誰來決定突顯監控資本主義問題,實際上就是有一些人佔據知道跟決定的位置。從《智能社會:進退兩難》紀錄片,能發現可怕程度超出想像。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麼人類甘願受到監控資本主義宰制,答案很簡單,是因演算機制太精細,連人類自己都不知道。

社群媒體時代 逃避的自由

二十世紀精神分析學家、心理學家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一九四一年大著作《逃避自由》,認為現代人確實是存在於自由與承擔自由的恐慌與矛盾中,現代人變成逃避自由、放棄積極自主選擇。逃避自由機制稱為機械化順從,意指個人放棄自我,接受外在給予指令與暗示,卻仍認為是自己做決定的自由主體。也許很怪異,但弗羅姆發現好像常常如此,如權威型人格就是逃避自由的典型。權威型人格就是把自己交付給外在的他者、或權利他人。

最後,到底社群媒體世代是更自由或更不自由?藉由弗羅姆的啟發,今天可能要去思考這世代是不是在逃避自由,更重要的是為了打破監控資本主義,有沒有可能去突破網路資料跟資本主義企業的學習分化狀態,有沒有可能試著去知道更多、奪回「知道」的權利。

 

本專輯文章同步刊登於「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yucc.org.tw (策劃、整理:陳東伯 攝影:陳信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