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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仁/政府疫苗政策的四個階段

編者按: 台灣從上月以來疫情持續延燒,疫苗採購是國人目前最關心的議題。過去一年多來在無疫情影響下,政府到底超前部署了什麼?而如今疫苗量明顯不足情況下,未來的疫苗採購政策又將如何訂定?前疾病管制局局長蘇益仁以他專業的經驗,提供看法。

國內的新冠疫苗政策,自去年初疫情爆發至今,由於政府未充份理解疫情的嚴重性,也未做好通盤戰略規劃,雖然上半場邊境管制有成,讓台灣在外媒心目中博得「 防疫模範生」美名;但是也因為初期防疫有成,讓政府忽略了疫苗不足的嚴重性。從去年3月至今,以我個人曾親身經歷以及觀察所得,政府採取的疫苗政策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反應出政府的不同心態。

第一階段是去年3月至6月間,全球疫情緊張之際,高端疫苗發布他們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合作,取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候選疫苗及相關生物材料,當時我認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政府也應該協助參與台美雙方疫苗的研發合作。後來外交部長吳釗燮果然在3月18日和AIT處長酈英傑共同發表「台美防疫合作聯合聲明」,酈英傑並前往新竹拜訪高端疫苗,想了解高端疫苗與NIH的合作案。

當時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曾經召集一個疫苗諮詢小組,我是小組召集人。我們評估三家國產疫苗公司的實力時,認為高端疫苗做的計畫最完備,他們規劃去年11月完成二期臨床,取得緊急授權許可(EUA)量產100萬劑疫苗,12月就可開始做三期臨床。

從去年6月到今年2月為第二階段,政府採取國外採購及國產自製平行策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去年6月公布三期臨床試驗準則,國際大廠6、7月已陸續啟動三期臨床試驗,預期年底前就能申請EUA。反觀國產疫苗不論是在毒理試驗、動物試驗或是在生產線的進度都不如預期,此時台灣若要靠自己的疫苗肯定來不及。

我當時向副總統賴清德報告,要是2021年4月台灣沒有疫苗可打,將引發嚴重的政治問題。於是政府去年下半年開始積極展開國際疫苗採購,並先後和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莫德納(Moderna)、COVAX(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機制)簽了近兩千萬劑疫苗,不過,政府顯然誤判了國際採購是買方主導市場,且負責國際採購的官員層級太低。以色列、新加坡等國是用兩至三倍的價格,從去年6月就開始簽約,才來得及在去年12月就拿到疫苗,台灣卻是到了今年2月才察覺不對勁,我們所訂購的疫苗都未能順利進來。

從今年3月到6月進入第三階段,政府國際採購進度不如預期後,又回過頭來找國產疫苗廠。高端疫苗(6547)、聯亞生技的新冠疫苗到6月才剛完成二期臨床期中分析,能不能否通過EUA還是個問題,但是蔡總統已經對外宣布要對國產疫苗採購1,000萬劑了,並因此引發各界很大的爭議聲浪。

以我看來,台灣的疫苗採購政策應該要走到第四階段。政府應針對未來變種病毒規畫採購策略,世界各國都已針對明年度所需疫苗採購,建議台灣能記取去年教訓,拿出更多預算,採購比目前的需求量多一至兩倍的疫苗,用比較高的價格也無所謂,相較於缺乏疫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信國家在採購疫苗的財力還是有的。此外,若是我們這次能拿出比較多的預算採購明年度的疫苗,也可以有比較多的籌碼連同今年還欠缺的疫苗一次購足打包買回來。

最後要談的是台灣的疫苗產業政策,許多國際大廠對於發展疫苗的興趣原本並不高,主因疫苗市場利潤很有限,這次遇到新冠肺炎這個世紀傳染病,輝瑞(Pfizer)、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已經看到了其中商機;其他疫苗大廠葛蘭素史克(GSK)、賽諾菲(Sanofi)、諾華(Novartis)都沒趕上疫情爆發第一波機會。一旦國際大廠從中看到商機,國產疫苗在國際市場自主銷售的空間將很有限。那麼,我們是否應參考日本及南韓的政策,以吸引國際大廠代工及發展國產疫苗的雙軌策略?國內代工又受限於本土疫苗廠線及廠能不足,是否應予以克服?未來疫苗產業除國安疫苗外,應結合上游研發,針對本土及東南亞特殊需要疫苗開發,並採取多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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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