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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下的前景與困境(106年度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全文)

全球化衝擊下,往日亞洲各大小經濟體受惠於它,也面臨重分配的挑戰。小型經濟體的台灣,多年來靠進出口貿易帶動經濟成長,值此國際政經變化動盪之際,亦處於起伏風險中。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長期以宏觀視野關心全球化議題,特邀劉遵義院士剖析「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與國人一起面對、了解、集思,共研前景與出路。
經濟全球化下的前景與困境(106年度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全文)

前言

一年一度的余紀忠講座,中央大學榮邀中央研究院劉遵義院士擔任年度講座講者。劉院士是中央大學名譽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李國鼎亞洲經濟發展講座教授,於2004-2010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在經濟發展、亞洲經濟議題等研究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是早期建構出中國計量經濟模式学者,對東亞地區的發展有深入研究。

兩年前余紀忠文教基金會邀請劉遵義教授以「經濟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為題進行演講。對經濟全球化下發展中所引發的許多現象,不管是金流、物流、人流的快速變化帶來的貿易障礙或政經衝突,劉院士曾剖析台灣的處境與風險。如今全球政治風起雲湧,歐美新局、中俄、亞太群雄各領風騷,政經動盪引發經濟風險難測,台灣要如何面對、思考出路,希望劉院士的剖析,能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與困境增加認識。現在年輕人常有感身處徬徨的年代,期許年輕的一代對於政治的了解,不僅侷限於公民的權利,更經過認識學習承擔。劉院士的「經濟全球化下前景與困境」正是年輕人進入,並把握前景的機會。

引言

邱正雄(前行政院副院長) :

我認識劉院士已經很久,我在中央銀行服務差不多二十幾年,在央行任職期間我與劉院士有非常密切的接觸,當時每年七月、八月間,央行都會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的海內外院士針對當時台灣內外金融、經濟情勢、結構做研究並給予改革建議。我對劉院士的研究與建議深為敬佩並獲益良多。此外,劉院士自小在香港念書,是全香港高中聯合考試的榜首,在學習上特具天賦,令我印象深刻。

首先我為經濟全球化與台灣經濟的實況作一連結,先行作些陳述介紹。

在2000年後貿易全球化之下,跨國貿易可以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台灣而言,在2016年國際上製造業技術的競爭力比序上仍約排名第七,名列前茅。

圖一: 台灣人均GDP成長率、台灣製造業人均GDP成長率、服務業人均GDP成長率(1994年-2016年)

從台灣每人平均GDP成長率來看(見圖一中間線),其主要由台灣製造業人均GDP成長率(見圖一最上一條線)及服務業的人均GDP成長率(見圖一最下一條線)二者加權平均所組成。製造業的人均GDP成長率最高,顯示製造業是帶動台灣人均GDP向上的主要動力,而帶動製造業GDP上升的主要動力是靠出口。台灣製造業能有高的成長率,就是台灣參與經濟全球化所得的益處。

此外,歷年的人均GDP數據與趨勢顯示,1995年台灣人均GDP成長率為8.10%,製造業人均GDP成長率為7.98,服務業(主要為少涉國際貿易的國內就業者)人均GDP成長率為4.18%;而到2016年,台灣人均GDP成長率1.90,製造業人均GDP成長率2.14,服務業人均GDP成長率0.45。從數據可知製造業的人均GDP遠大於服務業人均GDP,前者生產力較高係因製造業大半能做全球化生產所致,但這也是造成台灣製造業人均收入高於服務業人均收入,亦即為造成台灣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二:臺灣各項經濟指標 (GDP流量為全年資料;其他存量為年底值)較(2000年12月)增減累計變動比率

另外,我們可看到台灣近十年的經濟趨勢(參考圖二),其中新台幣匯率是非常平穩的,也可以看到台灣的電子類股指數跟台股指數是有密切的正向連動關係,同時這二者也與台灣實質GDP的成長有正相關,可以說台灣經濟主要是受到電子類股的影響。而電子類股的成長主要靠全球化。

根據央行2015年12月提出的分析,1985年到1999年台灣經濟成長主要由內需帶動,但2000年以後則轉為主要靠外需推動。1985-1999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7.47%,其貢獻來源中,內需貢獻7.35%,外需貢獻是0.13%。2000-2014年台灣經濟平均成長率為4.04%,其中內需的貢獻是1.76%,外需的貢獻是2.29%,顯示2000年以後,台灣經濟主要都是靠出口及進口。

根據2016年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全球國家/地區的製造業競爭力指數排名來看,中國大陸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但因近幾年來其工資高漲,正面臨美國的極大挑戰,該所指出,預計在2020年美國會取代中國大陸目前第一的位置。因此,現在需要持續關注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優先的政策,因為這可能會使得美國更具有競爭力。

主講

劉遵義院士[1]

余紀忠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長者,我今天非常榮幸到中央大學擔任紀念他的講座講者。

今天的講題是「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先談困境再講前景。對於全球化,我基本上是樂觀的,我認為困境是可以面對、可以脫離的。

 

經濟全球化的始末

首先講經濟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意義?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和跨國、跨境的直接投資、證券與各種金融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跨國、跨境資本的流動、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員與遊客的往來及資訊的流通,都可算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份。經濟全球化不是一個新現象,早在西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時就有張騫遠通西域,開拓了絲綢之路。歐美各國的全球化活動,開始得比較晚。西班牙人自十五世紀後陸續征服了拉丁美洲和菲律賓;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抵達印度、中國、台灣與日本等地;十七世紀,荷蘭和英國則分別有東印度公司作為他們全球化(及殖民)的工具;十九世紀,美國軍艦進入日本長崎港,強逼日本開放;二十世紀初,也有美國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s)從事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全球化不是新現象,只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速度比以前大幅度的增加。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士‧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認為全球化已經伸展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全球化現在遭到很多人質疑,也就是說全球化面臨困境。這裡讓我先談一下,全球化可以給全球經濟帶來很大利益,總體來說,每個參與全球化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會得到好處,只是有些國家受益較多,而有些國家受益較少。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每個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它所能選擇的商品與服務,都會比參與全球化之前大大增加,所以它一定會比以前好。

但與此同時,全球化在每一個國家內部,也會造成贏家和輸家。贏家就是出口商、進口商和進口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輸家就是被進口商品或服務替代的產業和雇員。由於在很多國家之中,輸家並沒有被照顧到,這些輸家就會對全球化產生質疑,認為全球化對自己不但沒有甚麼好處,反而有壞處,英國脫歐就是在這種思維之下的反應,又如川普選上美國總統也是受這些人的支持。本次法國大選落選的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女士,也有很多的支持者,基本上可以說是由一群全球化之下輸家所擁戴的。

快速全球化下GDP與貿易增長的變動

因此全球化要持續運行,就要考慮如何補償這些輸家。全球化之下每一個參與的國家都會得益,所以應當可以沒有輸家,因為全球化之下的利益應當可以大家分享,讓每個人都可以有進步,每個人都會比以前更好。問題是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調整分配,不會補償輸家,所以政府必須採取主導積極的政策。本次講座英文題目叫做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REDUX」一詞根源於拉丁文,代表再次回來或是浮升的意思,目前全球化正走到一個轉捩點,但在適當條件、適當政策之下繼續下去,將會再一次帶動全球經濟發展。

首先讓我們回顧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的實際GDP與全球貿易皆增長快速,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佔全球GDP的比例(1960-2015),持續上升(見圖一),尤其是在1999-2007年八年間,全球實際GDP增長3.3%,而全球貿易增長是5.5%,可以說這段期間內的全球GDP增長是由國際貿易增長所帶動的。回想在東亞日本的崛起,香港、台灣、新加坡與南韓亞洲四小龍的跟上,後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興起,都是出口帶動的,才得以從低收入國家達到今天的水平,其實都是拜經濟全球化之賜。

圖一: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佔全球GDP的比例(1960年-2015年)

70年代左右貿易的增長是亢進的,GDP增長也非常高速。但自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貿易和全球GDP的增長速度呈現停滯。2008年至2015年,全球GDP和全球貿易每年平均增長率已分別跌至2.2%和2.5%,貿易不再是推動經濟的原動力。

值得觀察與提醒的是,在全球化的浮沉中,國別貿易與境內生產總值(GDP)比例的變化,在大經濟體和小經濟體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對於國際貿易的倚賴性不一樣。讓我們就中國跟美國這世界最大的兩個貿易國來做比較,這兩個國家的總貿易量過去一直都在上升,其中中國大陸的貿易增長率遠遠超過美國,但兩年前雙雙開始下降。但中國跟美國都是很大的經濟體,經濟成長主要以內需為主導,出口不是非常重要。對於台灣、香港這種小型經濟體就不一樣了,出口非常重要,出口佔GDP的比例有時會大於百分之一百,出口對經濟成長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國際貿易增長的原因

為什麼當年貿易會迅速增長?

第一,早期的國際貿易存在許多貿易壁壘,如各種關稅和非關稅的障礙,世貿組織WTO成立之後,各會員國彼此對外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貿易壁壘都逐漸降低、障礙減少。此外,許多的自由貿易區和經濟共同體紛紛成立,都有助於國際貿易增長。

第二,近幾十年間,全球經濟有很多新參與者,比如中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開始參與,像俄羅斯是1990年以後正式跨入今天的世界經濟,還有包括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等加入,促進貿易活潑成長。

第三,是生產方式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我稱它為生產方式的非垂直化(de-verticalization)。一個生產垂直化的企業意味着所有的零配件和所有的工序,都由企業自家生產作業。近幾十年來製造業最大的改變就是非垂直化,生產分工越來越細,很多產品採取跨國或跨境分工,部分企業只做供應鏈的一部份,以蘋果手機為例,晶片可能是台灣台積電生產的,但是記憶體可能由韓國生產,鏡面可能在日本生產,最後則在中國組裝,所以生產供應鏈非常國際化。在生產非垂直化下,一個產品的各項零組件和半製成品可能來自很多國家,這些跨國分工都需要運輸與物流業支撐,大幅度增加國際貿易的總量。

第四,是採用共同貨幣。2000年歐元誕生後,在歐元區裡採用共同貨幣,只需在一個最大經濟效益的地方生產,就可以供應整個區域。以前歐洲共同體會員國之間,雖然沒有關稅,但是關稅只是貿易障礙的一部份,另外一部份就是相對匯率。舉例來說,採取共同貨幣之前,產品應該由德國生產,運到法國,抑或由法國生產,運到德國,就要考慮到德國馬克跟法國法郎的相對匯率問題。有了共同單一貨幣之後,例如在西班牙生產就可供應全歐元區,不必再考慮匯率因素。未來如果歐元崩潰,後果將難以想像,所以應當不會發生。

最後,因為交通與通訊成本的大量降低,服務業也開始全球化。很多後勤、後台辦公室就都隨著全球化搬遷到很便宜的地方,例如在美國打電話去查號,接聽電話的客服不是在印度,就是在菲律賓,因為通訊成本大幅降低,如果後勤辦公室設在這些低工資的國家,成本將比在美國低廉很多。我時常講一句話,在全球化下,能夠遷走的就業機會就會被遷走,但旅遊業是遷不走的,觀光資產會是屬於當地的。此外,大學也是遷不走的。

資訊技術促進經濟重心移動

進一步細談全球化近年高速發展的原因及影響。資訊跟通訊的技術革命正在演化,全世界訊息傳播快速,不論在任何地點發生甚麼新聞,馬上就可以知道。同樣,分公司的營運狀況,總公司也可以立即掌握,地理距離已經不是大問題,例如在台北就可以控制高雄甚至上海的工廠,這也是資訊跟通訊發達所造成的。

全球使用英語作為共同的商業語言,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例如英國脫歐,留在歐盟裡面用英語的只剩下愛爾蘭跟馬爾他兩個比較小的國家,有人開玩笑說,歐盟是不是要改用德文或法文。我認為在看得見的未來,英語應該還是世界第一通用的商業語言。

全球化擴大了市場,令资本回報率提高,特別是無形資本的回報率。例如專利權,創造專利權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假如市場能夠再擴大,所得的便都是淨利。這就可以理解為甚麼中國大陸對蘋果這樣重要,因為蘋果i-phone只要靠美國市場就夠回本,再開發一個中國市場就是淨賺的了。

國際貿易增長的同時,跨境的直接投資也在增加,因為很多國家開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撤除各種投資與貿易障礙,同時祭出種種優惠措施,例如五年免稅等等,所以增長很快。在1970-2007年(金融危機開始之前),平均每年增長率是14%,非常高,但在2007年金融危機之後,便是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所以全球化的困境就是全球貿易量在下降,跨境投資量也在下降。

近十年來,跨境資本的流動大大增加,尤其是短期資本(所謂熱錢),大量增加。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行量化寬鬆,日本、歐洲中央銀行等也跟住實行,全球貨幣流動性多得不得了,但利率非常低,資本都往回報率稍微高一點的地方流進流出,也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只是短期資本,而不是長期資本。外國資本流入一般是短期的,如果當地企業利用這些資本做稍為長期的投資,就會有兩個不對稱,一個是期限不對稱,投資要長期,但資本是短期的,一旦外國資本要撤資就會有麻煩;第二個就是貨幣不對稱,欠的錢是用外幣來計算的,假如匯率變了之後,尤其是本國貨幣貶值之後,恐怕也不一定能還得出,所以短期資本流入其實是弊多於利的。

世界經濟重心轉移到東亞

另外,全球化這幾十年的影響,體現在全球GDP的地理分佈上。第一:世界經濟重心開始轉移,從美國和西歐轉移到東亞;在東亞之內,則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大陸,現在還在演化中,因為印度跟中國大陸其實已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兩個經濟體。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曾提到,在十八世紀時,中國大陸佔全球的GDP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以後恐怕也會恢復到百分之三十,現在只有百分之十幾,還需要一點時間。而美國和歐洲佔全球GDP的比重會繼續下降。

參閱1970年到2015年的變化,如圖二。左圖是1970年各國與各區域佔全球GDP的比例,當時中國大陸的GDP只佔全球的3.1%,到了2015年(見右圖)已達到14.8%,增加了差不多五倍;美國當年是佔36.4%,現在已經降到24.3%,日本當年是7.1%,現在是5.9%,都在下降;歐元區當年是21.5%,現在是15.6%。看得出來美國和歐洲在全球的份量已經在持續下降,所以世界經濟的重心其實在轉移中。

圖二:各國與各區域對世界GDP的貢獻比例,1970年與2015年。

在亞洲區域,參考圖三,綠色線表示東亞佔全球GDP的比重已經超過25%,黃色線是日本,一度佔全球GDP的18%,紅色線是中國大陸,在持續上升,淺藍色線是韓國。

圖三:1960年至今,東亞、中國大陸、日本與南韓對世界GDP的貢獻

世界經濟重心從美國、西歐轉移到亞洲,產生「局部脫鉤假說」。三、四十年前,東亞國家的主要進口國是美國和西歐,東亞經濟要仰賴美國、西歐支持,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好壞會影響東亞經濟,但是最近這二十年轉變了。東亞出口到東亞區域本身的比例,已接近百分之五十,而源自東亞區域內的進口也佔百分之五十。在美國經濟不景,西歐經濟不振的情況下,東亞經濟不會太好,但也不會太壞,因為還可以靠東亞自己的內需,繼續運作。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東亞各經濟體仍有不錯的表現,特別是中國大陸,在2007年之後,仍能保持年平均6.5%以上的增長。

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

全球化究竟有甚麼好處呢?全球化一定會有贏家。首先,自願跨境貿易一定是雙贏的。此外,在全球化之下,資本的配置會更有效率,規模報酬更容易達到,而無形資本的回報率因市場擴大,也會升高,主要是因為發明創新的成本是固定的,市場愈大,回報率就會愈高。同時,全球化可促進技術與知識的傳播,並透過旅遊或留學,增進人民跟人民之間的來往交流。有些全球問題也需要各國一起來商議處理,比如氣候變化的問題,是單一國家無法解決的,一定要聯合起來,這也是全球化的好處。

兩國之間自願貿易一定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可用圖四跟大家說明,圖中藍色部分包括外部的藍線,表示在這個經濟體裡面能夠生產出來的兩種商品X1和X2的所有可能搭配,同時也等同在不進行國際貿易之下這個經濟體所能消費的所有搭配。圖四中的紅色線是國際的相對價格線,如果有國際貿易的話,這個經濟體便可以用X2來轉換X1,或用X1來轉換X2,無論在紅色線上的或紅色線內哪一點都做得到,這表示可以有很多消費商品搭配的選擇,是沒有貿易之下選擇不到的。沒有貿易之下,只能選擇在藍色線範圍內的商品搭配。可見有貿易之下能選擇的搭配多了很多,所以一定是有好處,不可能是失利的,因為最壞的打算就是不貿易,也不會比以前壞。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經濟體,從不參加國際貿易到參加的話,絕對是會得益的。

圖四:在自給自足與國際貿易之下的消費可能搭配集

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在兩個貿易夥伴之間,究竟誰得的好處比較多?這是很難界定的。所以當川普說美國吃虧了,並不是說美國沒有得到好處,他知道全球化對美國有好處,他的意思是,美國是有好處,可是大量的好處都是讓中國大陸、日本或德國佔去了,他覺得美國拿到的好處不夠多。

雖然全球化對整個經濟體來說是好事,但在經濟體的內部,時常會出現問題,因為全球化會創造贏家和輸家。參與國際貿易的贏家一是出口商,在出口商品上創造利潤和就業機會。其次的贏家便是進口商與進口商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包括其它使用進口零配件的生產者),因商品可能比較便宜,品質比較好,選擇更多元。可是誰是輸家呢?輸家就是被進口商品替代的國內產品的製造商與它們的雇員,有些人會失業,有些企業可能失去競爭力而被迫關門。為什麼每一個國家內部都有些人傾向於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就是因為這個政府沒有好好地補償和照顧這些輸家,未能讓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民分享。這個問題,過去各國政府都沒有好好處理,現在已無法避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也談美國獨享「鑄幣權」

兩個國家要貿易,如果彼此都不相信對方的貨幣,就需要使用彼此都能信用的第三方貨幣作為貿易的媒介,而美元則是第一選項,是最常被使用的交易貨幣,因此美國佔了很大的便宜,這個我稱為鑄幣權(Seigniorage)。這就是說:美國政府有權印美元,一個經濟體需要美元,就要賣東西給美國,才能得到美元。美國只需要利用它印刷的鈔票,就能換取進口的商品,這就是鑄幣權。美元其實是一個國際的貨幣,是由美國供應的。原則上,賺到美元的經濟體可以用這些美元向美國進口商品與服務,但它需要儲備美元應付與其它貿易夥伴交易用,所以不會全部用來向美國進口。(此乃臺灣中央銀行有很多的美元儲備,中國大陸人民銀行也有很多的外匯儲備的原因)。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享有很大和很長期的貿易逆差,同時美元儲備所能得到的利息也很低,讓美國占了很大的便宜。

參見圖五,從圖中可見,因為很多貿易夥伴彼此不相信對方的貨幣,而使用美元來清算與結算,因此2017年雖然美國只佔全球的貿易值約12%左右,但全球用美元支付的貿易卻佔了約40%。在2017年排名第二的支付貨幣是歐元,約30%,但歐元區貿易裡面有很多是區內貿易,當然是利用歐元結算。所以其它第三國多半是利用美元;第三是英鎊,中國大陸佔的貿易比例是很高,超過10%,但利用人民幣來結算的交易現時還不多,只有2%左右。

圖五:2017年各種貨幣占全球貿易結算比重

美國從1980年到現在,累積的貿易逆差是十兆美元,即是它進口的十兆美元商品與服務,是用印鈔票、印債券的方式來結算,同時債券的利率也很低。在國際上美國真的欠人家十兆美元的話,每年得到的好處就是在利差,美國利率跟其它國家利率的利差,假如是1%的話,每年就有一千億美元的淨利益,這雖然不是實際的數字,但也可說明其中美國有很大的好處。

全球化的成本

接下來談全球化的成本問題,最後我還希望談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方法。第一,全球化下除了贏家之外,一定會有輸家,市場不會自動補償輸家;第二,全球化之下競爭非常激烈,因為要跟全球所有的其它經濟體競爭。大家還記得幾十年前臺灣是全球最大的製鞋國,可是現在已沒有一雙鞋是台灣製造的,因為隨著台灣的工資上升,勞動力成本變高,製鞋業都移到中國大陸,但現在中國大陸成本也高了,又遷到越南、柬埔寨與孟加拉等地;第三,我要談一下要素價格平等化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這是由諾貝爾獎經濟科學獎得主家保羅‧薩謬森(Paul A. Samuelson)教授所提出,他說同樣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例如沒有技能的勞動力,假設全球都貿易自由,也沒有交通費用,就一定會下降到全球最低的價格。全球沒有技能的人最多,工資最低,是在什麼地方?可能是非洲。人不需要移動,因為產業會移動,在美國也好、台灣也好、香港也好,能夠搬走的就業機會都已經搬到較便宜的地方去了。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沒有技能的勞動力一定會面臨工資不但不上升,反而會下降的問題。所以美國最近這一、二十年所有藍領工人薪資都沒有增加,反而是那些技術人員、工程師、與資訊通訊業雇員的薪水都很高,這都是事實。

假如政府不想辦法去補償全球化的輸家,結果將是國內的所得分配會越來越不平均,這不只台灣如此,美國、香港,甚至全球都有這種現象。記得《21世紀資本論》作者湯瑪士‧皮凱堤(Thomas Piketty)談及,在每國國內的所得分配是變為更不平均之際,但其實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分配差距是越來越小。在中國大陸境內所得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可是整體收入在上升。所以從全球角度來看,全球的所得分配是越來越趨向平均。當然我們看到,全球化下有很多機會讓一些企業去壟斷整個市場,像蘋果(Apple)、谷戈(Google)跟微軟(Microsoft),它們不是寡頭,就是準寡頭。再如亞馬遜(Amazon),如果不是大陸有阿里巴巴和百度,可能老早就打進大陸市場了,會比現在更大。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政府的監管是必須的,不能讓企業有太多的寡頭行為。以美國經驗而言,如當年沒有司法部對IBM的反壟斷判例,可能就不會有微軟;如果沒有對微軟的反托拉斯判例,也不一定會有蘋果與谷戈。讓企業太獨佔市場,不只消費者吃虧,也阻撓技術進步。

最後,全球化造成的外部影響會增加,大的經濟體對出口的依賴度是很低的,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都是很低的,它們的經濟比較不會受出口波動的影響。而香港、新加坡是小型經濟體,受到的影響就很大。台灣當然也不是大的經濟體,所以就需要強化一些社會安全網來輔助。

降低全球化成本的可行與必行之路

要如何能夠降低全球化對一個經濟體的成本?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課徵進出口稅

輸家必須受到補償,建議由贏家付稅,針對所有出口貨品,加徵0.5%或者是1%的稅;對所有進口貨品也是一樣。總之進、出口都課同樣的稅。出口商當然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口商也是進口利潤受益者,所以要他們付一點稅,其實很公道,進口商也可以把稅轉嫁到進口貨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身上。這些稅收就拿來補償那些因為國際貿易喪失就業機會或薪資降低的人。假如是年輕人,就重新培訓他們,增進及加強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再就業;而55歲之上的中老年人,反正到65歲就要退休了,因為他們年紀大,重新培訓不一定有效,也只能再工作幾年,建議讓他們拿長俸。要這樣做才能把輸家變成不輸,可能讓他們贏一點,不然全球化可能走不下去了。進出口同時都課同樣的稅,可以避免造成價格的扭曲。

第二:課徵托賓稅

減少短期資本流進流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教授提出的托賓稅(Tobin tax)。他在1972年提出建議,針對跨境資本流動課稅。例如國外資本匯進台灣,課1%的稅,匯出也要課1%。如果是長期投資,例如要來台灣投資五年,一進一出總共課2%,經五年分攤後每年成本只有0.4%,可以承受。反之,打算短期進來炒台幣匯率升值,一個月就走,年利率就變成是24%,如此投機者就不會選擇來台短線炒作。所以徵收托賓稅可以區別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長期資本的流入是長期的而且相對穩定,而投資者亦希望這個經濟體可以繼續增長發展,這對被投資國是有利的。短期資本流入基本上是投機,匯率炒高一點便離場,或是賣空被投資國的匯率,賺了錢就走,會影響該經濟體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會對其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其實利用外國短期資本的風險是很大的,東亞國家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吃過很大的虧。所以我們應當鼓勵長期資本流入(或流出),不鼓勵也不歡迎短期資本流動。

第三:強化社會安全網

在全球化下,和進口產品與服務競爭的產業可能會萎縮,甚至要裁員;其次,經濟和國際連動愈密切,一旦國際經濟波動,便會受影響,例如美國不景氣,台灣對美國出口便馬上降低,要協助這些週期性失業的人,就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更需注意,在今日這轉變迅速的社會,不可能一個人21、2歲找到工作便終身做到65歲不變,每個人都需要終身學習與再訓練,社會有提供這些機會的責任。

第四:投資無形資本

無形資本是指人力資本與研發(R&D)資本,它們是創新最主要的元素,而創新則是驅動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已發達的經濟體。在R&D投入跟GDP的比例,相對其它國家,台灣的研發投資算是高的。全球化競爭激烈,不持續創新就會落後,落後之後就不太容易再趕上。例如台積電一直很重視研發,是台灣研發金額投入最高的企業,所以它能穩坐世界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根據資料顯示,不同國家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權,美國是第一、日本是第二,台灣、韓國都相當高,中國大陸也在趕上。如果把投入研發的資本,跟獲得專利權的數位來參照,可以發現研發投入越多,獲得的專利權也就越多。

結語

全球化對所有的經濟體都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如何再均勻分配,讓所有人民都能得益,這是政府的責任而不能靠市場。在轉型調整的過程中,市場不會再培訓被進口影響因而失業的人,不會照顧這些人的生活,這一定是政府與社會的責任。在這幾十年來,台灣是全球化的得益者,所以為了自身的利益,台灣應當支持繼續全球化。像台灣這樣的小型經濟體,大部分原料物資都依賴進口,不可能閉關自守,必須推廣教育,培養人才、投資研發,增強競爭力,繼續支持全球化。

對談

邱正雄副院長:

全球化會帶來利益,但也會有輸家,例如台灣的製造業在全球具競爭力高,故其人均所得成長率較高,但台灣服務業相對上其國際競爭力較弱,故其中若干行業就會被迫倒閉,要補償這些國際化經濟的輸家,可以從技術的創新與培訓上來改進或另給予補貼,但要進行適度補償使人滿意並不容易。

以台灣前幾年與中國大陸所訂的服貿協議爭議為例,該協議可以提升大陸與台灣雙邊貿易,會協助促進我方總體經濟的成長,但是也可能會對一部分傳統上競爭力較低行業產生影響,造成其失業,當時的馬政府針對此問題開過非常多次對外說明會,但是不容易取得民眾信任。剛剛劉院士提到可利用托賓稅從稅的徵收機制來進行補償,但托賓稅據了解以前雖有被很少數小國家採用過,但到目前為止採用的國家並不多,這是為甚麼呢?有種說法是很多國家的產業依賴全球化貿易甚大,如果再課托賓稅的話會對其產業造成衝擊。因此我想問為甚麼真正實行托賓稅的國家不多?

此外,在教育與培訓上要如何來做?俾讓因全球化致國內失業的人口可以有新的出路?

劉遵義院士:

我想政府補助輸家,對於週期性或是永久性,應該有不一樣的做法。以週期性的經濟層面來說,例如美國最近經濟低迷,因此對台灣出口產品需求量降低,但這低迷現象以後美國景氣復甦後還是會回升,所以屬於週期性的。對於週期性問題,政府可採取保險,或是照顧的政策。

對於永久性的輸家,就以台灣製鞋產業為例,台灣以前是世界第一的製鞋地區,但隨著經濟轉型已不生產鞋,該如何幫助並安置這樣一群人?這群人當中,年輕人會選擇轉業,但是有些因年齡等因素難以轉業的,政府便要照顧他們。我的想法是,對於中年以後失業的人,例如有些人五十五歲失業,但六十五歲才退休,中間剩下十年時間,轉業對他們相對困難,因此政府需對他們妥善照顧。我剛剛提到的進口稅,基本上新的稅源要專門幫助這些受進口衝擊的企業,因為他們所受的影響可能是持久性的,而非週期性的,至於稅率要定多少,這需要經過嚴謹的計算。如果失業的是年輕人,則需要再教育、培訓,讓他們在職場有新希望。因此補償輸家要區分不同狀況,再給於協助。

托賓稅很少國家在使用,我認為美國最會反對托賓稅,因為金融危機中所謂的金融大鱷,他們都是美國的風險基金(Risk fund),人性中的投機,就是進金融市場賣空、買空,但是這對收納資金的地區沒有好處,因此唯一方法是透過課稅牽制這些短期資金。假如資金進入要課百分之一的稅,出口也要課百分之一稅,這樣狀況下,對停留時間較長,如五年的資金無甚影響,但對停留僅一個月的資金就會有影響,便會達到抑制短期資金流動的效果。所以真正反對的,其實是美國華爾街,因為他們有利益上的考慮。而匯率是有波動的,大幅度波動時,受益最大的是美元,因為在大家都相對穩定狀況下,你的匯率波動幅度很大的話,加上美元作為第三方支付貨幣,對美元是有絕對好處的,因此美國不會支持課托賓稅。

我認為托賓稅真要成功的話,恐怕需要一、兩個比較大的經濟體實施,歐洲推動有點難,中國大陸真要做的話,有可能成功,但是它現在也是管制狀態,所以阻力依舊在。

邱正雄副院長:

談到托賓稅這種金融增值稅的時候,我想到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經驗。自一九八六年七月起,台幣兌美元的匯率由台幣約三十八元兌一美元開始升值,一直到一九九0年初期的時候,台幣升值到差不多一美元兌二十五元台幣,台幣在大幅升值下,原來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台灣勞力密集產業出口賣一美元貨品折合新台幣三十八元,但到一九九0年十二月底賣一美元外銷品只能折合月二十七元,一九九0年代初期廠商賣一美元貨款實際到手的台幣貨款變得少了很多,因此這些勞力密集產業不易在台灣生存下去,便開始大量外移到中國大陸東莞設廠,當時大陸剛在發展階段,他們的工資比台灣便宜很多,正需要台灣的勞力密集中小企業去投資。問題是在台灣的廠商走了,不少留下的勞工在台灣就會失業。當時台灣如何處理這些失業問題?好在當時台灣的台積電於一九八七年成立,連同其他台灣電子業帶動電子業創新,使得台灣的電子業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大量上市,如鴻海也是在當時上市。所以透過電子業技術創新帶動台灣經濟逐漸向全球化貿易發展,解除台灣當時的困境。換言之,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間台灣的內需很強,最主要是拜台灣科技發展帶動新興電子業與台灣其他市場的發展之賜,故當時台灣沒有失業率的問題,台灣在一九九二年亦升為高所得國家。但二○○○年起貿易全球化以後每次全球或東南亞經濟蕭條時都為台灣帶來大的失業問題。

剛剛特別還提到匯率的問題,美元當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貨幣,而在台灣,維持台幣與美元匯率的相對平穩(即央行所稱「動態穩定」的匯率機制)一直是台灣重要的考量,從實務而言台灣從二○○○年至今,台幣與美元匯率維持仍相對平穩。另外就我理解的托賓稅而言,其雖然對國際間短期資本移動具有管制意味,即在國際短期資本移動激烈可能造成匯率大幅波動之下可以徵收托賓稅,但近三年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雖主張相關國家可以對此情況施行外匯管制,但IMF本身似乎也沒建議採用托賓稅政策,為什麼他們不建議?

劉遵義院士:

我認為需要評估每個組織在每個時代的功能, IMF成立之初主要的功能是甚麼?它是要維持一個固定匯率系統,當時IMF的做法是,假如一個國家長期入超要貶值,長期出超則要升值,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以往都是故意貶值,一九七一年美國片面單方面廢除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這對美國而言是佔盡便宜,因為假如在IMF匯率政策之下所有貨幣皆平等,但是採自由匯率,你要向我購買產品,我只收美元,所以其實美元佔便宜。IMF一直都不贊成管制,最近才開始鬆口,因此我認為需要考慮每個地區本身不同的利益。

企業進行貿易,或到其他國家投資,其實都希望有相對穩定的匯率,否則無法判斷進出口的時機,因此實體經濟的運作會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但不是固定匯率。歐元之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孟代爾(Rober Mundell),在提出歐元之後,曾經有個建議:讓歐元兌換美元維持一個範圍(range),比如說讓歐元兌美元匯率維持在一點一元到一點二之間,由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跟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分工調節,當歐元太高的時候,歐洲中央銀行就拋歐元買美元;同理,美元過高時,美國聯準會就拋美元買歐元,這可相對穩定歐元跟美元的匯率。如果以上觀點可獲得實踐的話,是為歐洲跟美國商人所樂見,因為其可維持長期的相對穩定,我覺得是好事且可實行。

邱正雄副院長:

在英國脫歐之後,英國退出歐元區,英鎊是否還有其重要性?其是否會受到影響?

劉遵義院士:

用歐元結算主要是歷史原因,而用英鎊結算的皆為前英國殖民地。英國脫歐之後,我覺得印度可能會改用美元,而不再使用英鎊。當有新狀況出現,一個國家想不到買什麼外匯時,最終會買大家能接受的,而美元的重要性就在於大家非常容易接受。

中央大學學生:

當前世界是大數據跟AI的時期,這個必然會讓大企業,如Apple或是Facebook等寡頭企業會越來越強大,對全球化有加劇效果。當今經濟學家對大數據與AI時代的研究有哪些?全球化經濟衝擊越來越強大之後,少數企業掌握大部分的資源,可是資本又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中,這個問題要如何解決呢?如果貧富差距的問題過大,透過稅制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經濟學家會如何評估此問題?

劉遵義院士:

面對大數據時代很多事情正在重新思考,比如大數據是具應用性的,但對於大家的隱私權有無得到充分尊重會是一個問題。這其實與寡頭公司有一定關聯,例如我只要連上網路,企業便會掌握我的習慣,甚至透過數據蒐集掌握我可能買甚麼東西,隨時顯示呼應的廣告,這就會侵犯到我們的隱私權,可是這個是不容易解決的。在歐洲有些地方,針對這現象會有相關法律進行限制。

此外,這些寡頭公司,如Google這種企業可能會變成一種公共事業,大家非用他不可,公共事業需要兼顧營利,而我剛提到消費者失去保護也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覺得一切問題正在開展中,後續還有很多事情待我們研究。



[1]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榮休教授。此文為作者于2017年5月9日臺灣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之修訂演講稿。作者感謝邱正雄博士,許嘉棟博士與余範英女士之寶貴意見與建議。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並不必然反映與作者相關各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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