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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者吳敬璉提出「頂頂層」設計

編按追蹤:中國經濟學者吳敬璉從前提出「頂頂層」設計的概念。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改革頂層設計」的概念。「改革頂層設計」談的是各個部門的改革,比如金融頂層設計、財稅頂層設計。但,吳敬璉進一步提出「頂頂層」的設計。是對兩個不同方向的選擇問題: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

據《中國改革》雜誌100年12月1日報導,在中共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改革頂層設計」的概念。吳敬璉表示,「頂層設計」是資訊系統規劃設計中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意味著在規劃設計一個資訊系統的時候,首先要確定這個子系統的主體結構,然後才能進行它的各個子系統的設計,否則,各個子系統之間就很難溝通、相容和連動。

吳敬璉表示,報刊上流行著一種並不十分確切的說法,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和總體規劃,至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陳雲和鄧小平先後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沒有傳統的理論可作依據,也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的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或者叫做「次優選擇」。後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吳敬璉在2011年7月國際經濟學會(IEA)世界大會所作的講演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和總體方案形成的過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家體改委就已在許多學者的參與下,制定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框架性總體設計方案。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識之士好評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做出了總體規劃。這些規劃設計的執行,帶來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繁榮。可惜的是,近年來經濟改革總體規劃的執行放慢,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發生。至於政治體制改革,在上世紀後期以來也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目標和路徑都日益明確,問題只在於如何堅定、有序執行。

據《中國經濟週刊》101年4月10日報導,吳敬璉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提出「頂頂層」設計的概念。吳敬璉認為,過去一年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續,主要原因是經濟體制障礙沒有得到消除,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

吳敬璉強調,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加強「頂頂層」設計,調整政府與市場間的關係。具體來說,目前大家都在熱烈討論各個部門的改革,比如金融頂層設計、財稅頂層設計。但是,有一個問題首先要解決,就是這個「頂頂層」的設計。

關於「頂頂層」設計,這是對兩個不同方向的選擇問題: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

吳敬璉表示,自己的觀點和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一致,即中國經濟的成功並不能歸納成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堅持30多年來的改革方向,堅持發展市場經濟。

據《中國改革》雜誌100年12月1日報導,吳敬璉提出,在中共中央提出「十二五」建議以後,學界討論得比較多的是財政、金融、社會保障乃至住房改革等方面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這種討論當然是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在這些部門頂層之上的「頂頂層設計」。也就是說,關於中國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的設計。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出現思想解放運動以來,在官、產、學三界有識之士共同努力下,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這種頂頂層設計日益清晰。據我理解,這就是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中國

不過在近年來,社會上又出現了一些與之不相一致,甚至針鋒相對的「頂頂層設計」。例如,有的人堅持主張「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旗幟」,以階級鬥爭為綱,建立「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也有人主張確立以強勢政府對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加以駕馭和控制為主要特點的「中國模式」。對於這些主張,不應壓制,而應當通過自由而切實的討論,弄清思想,儘量形成共識。所以,我認為關鍵是需要「頂頂層」的設計。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這是我們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改革的焦點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核心的問題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個改革確實最難。原因就是因為政府自身的改革將會觸動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和利益。換句話說,就要有勇氣和決心,革自己的命。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配合起來推進。只有這樣,才能從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政府機關和黨政官員的自由裁量權特別大的命令經濟,轉變為一個規則透明、公正執法的法治市場經濟。這樣,要實現這一改革,不僅僅需要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的設計,還需要領導人具有長遠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決斷,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干擾,推進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

提倡市場效率主導經濟成長

據萬維讀者網101年4月19日報導,在198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找不到方向時,吳敬璉曾寫下《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畫屬性和商品經濟的屬性》一文,在論文中為市場經濟勾畫了草圖。此後,在保守勢力的不斷攻擊下,他仍堅守「市場」,看到國家過分介入市場,滋生腐敗和貧富差距的現實,他提出「國退民進」的主張。吳敬璉認為,經濟增長應該擺脫依賴政府主導投資的情況,轉變為由市場效率主導經濟成長。即使速度有所放緩,也會提高效率。

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據《中國改革》雜誌100年12月1日報導,吳敬璉表示,如鄧小平所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好。有些人認為,中國改革的特點和優點,就是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兩者是同時發動的。只不過前者的推進相對比較容易,而後者卻因涉及官員們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維艱罷了。經濟改革來說,它的真正啟動是1980年9月發出的「中發(1980)75號」檔,允許農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幾天以前,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8·18講話」)就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1986年,鄧小平20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於貫徹。不過,這兩次改革都沒有能夠推行下去。鄧小平逝世以後,新一代領導人在鄧小平的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問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

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即使當年做出過正式決議的黨政分開措施也沒有得到貫徹。作為建設現代中國的一系列普適性的憲政要素:法治、民主以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保障的制度層面和法律層面的進展更是十分緩慢。例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產生。對於現代市場經濟,即「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由於合同的執行得不到保障,幾乎是寸步難行的。

 

資料來源:《中國改革》、《中國經濟週刊》、萬維讀者網

引用來源: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