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位置: 首頁 / 新聞與專欄 / 國外新聞 / 氣候變化懷疑論者贏了

氣候變化懷疑論者贏了

THE FINANCIAL TIMES
人類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當前切實存在的氣候變化風險發展——這是我在前些天的專欄文章中給出的結論。從人們對這篇文章的回應中,我看不到任何能夠動搖這一結論的東西,要說有什麽的話,那也是些印證這一結論的東西。以國際社會在這件事上的不作為來評判,可以說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已經贏了。如此一來,這些人的不平感就顯得更加不可思議。對我們其他人來說,依然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還能做點什麽——如果能做,到底應該做點什麽?

在考慮這個問題時,理性的人肯定應該能夠意識到,氣候科學家在“人類導致氣候變暖”這一假說上的認識有多麽一致。有人做了一項研究,對11944篇經同行評議的科學論文(這些論文是由29083名作者在1991年至2011年撰寫的)的摘要部分進行了分析。該研究得出結論稱,98.4%的作者所持的立場是,贊同“全球氣候變暖是由人類導致的”;1.2%的作者持相反立場;0.4%的作者立場不確定。其他數據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比例。

對此的一種可能回應是,堅持認為這些科學家全都錯了。這當然不能說是什麽異想天開。科學家過去的確犯過錯。但對這個科學分支來說,僅僅因為它得出的結論如此令人不安就把它單擇出來否定掉,可不是什麽理性的做法——盡管這種做法不是不可理解。

這就引出了第二種攻擊性回應,也就是堅持認為這些科學家被名利腐蝕了。我對此的回應是:真的如此嗎?整整一代科學家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先是炮製出一個明顯的騙局,隨後又為這一騙局辯護,而且心中清楚自己會被戳穿——這可信嗎?那些不認可普遍觀點的科學家出於此類理由這麽做還更可信些,因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是反對氣候變化共識的、而且在這場論戰中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學者要少得多。

遺憾的是,無論尋求降低災難性後果可能性的願望有多麽理性,這種願望目前都沒有變成現實,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似乎也不太可能變成現實。關於18世紀中葉以來化石燃料燃燒的數據顯示,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一直在增長。沒錯,這些數據的確顯示出,年排放量增速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緩。但隨著中國煤炭燃燒量逐步增長,這一放緩趨勢在本世紀頭十年遭到了逆轉(見圖表)。如今,大氣中30%的二氧化碳直接來自於人類活動。

 

 

近些年來碳排放量猛增背後的原因顯而易見,那就是補償性增長。2009年,全球碳排放總量中24%來自中國,美國和歐元區的占比分別為17%和8%。不過,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不到歐元區的五分之四。以每單位產出形成的碳排放量來衡量,中國是一個相對浪費的新興經濟體。不過,由於中國人民依然相對貧窮,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仍低於高收入國家。中國領導人認為,在美國堅持為本國設定一個較高的人均碳排放量上限的同時,卻要中國接受一個低得多的人均碳排放量上限,這是不符合道義的。他們這麽認為是有道理的。

隨著新興國家不斷發展,它們的人均碳排放量很可能會上升、縮短與高收入國家人均碳排放量的差距,從而提升全球平均水平。這正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在2000年到2009年期間增長了16%的原因——那段時期,新興經濟體處於快速增長之中。

因此,忘掉那些誇誇其談吧:現在不僅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存量狀況不容樂觀,就連“流量”狀況也越來越糟。那些篤信最佳對策是聽之任之的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應該停止抱怨,因為他們已經贏了。

那麽我們其他人呢?人類需要把碳排放量減少到足以保證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在450ppm以下的水平,才能大幅降低全球氣溫上升2°C以上的風險。但實現這一減排目標的可能性接近於零。若想讓世界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就需要在2020年前把高收入國家的碳排放量降低25%到40%——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這絕不意味著這種不作為應當持續下去。除非是最最災難性的情形出現,否則人類或許應該能夠限制碳排放、為自己爭取時間。那麽,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我們該做點什麽呢?這里有八種可能選項。

首先,實施碳稅。向不良行為徵稅永遠都是一個好的起點。在當前環境下,碳排放正是這種不良行為。稅是改變激勵因素的最簡單辦法。既然稅收收入將歸於各國政府,那麽就可有意地利用徵收碳稅來降低其他方面、比如用工方面的稅收。復雜的全球分配問題也就不足為慮了。如果各國政府有可能致力於建立一種長期的碳稅上浮機制、令投資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碳排放成本有所預期,那就再好不過了。

其次,選擇核能。法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如此低碳的經濟體,靠的就是核能。這是一種其他國家應該欣然採用、而不是避而遠之的發展模式。

第三,對汽車、家電及其他機器實施極為嚴格的排放標準。價格和監管標準的共同作用將引發創新繁榮,這種情況在過去頻頻出現。如果我們不敢向企業提出要求,我們就不可能知道它們能否做到。

第四,為低碳燃料建立穩妥的全球貿易機制。這是說服中國放棄煤炭的辦法之一。

第五,發展多種技術轉讓融資方式,以便將目前最好的技術用於在全球各地開發和——更重要的是——節約能源。

第六,讓各國政府投資於研究和早期階段的創新,辦法是一面資助大學開展研究,另一面扶持公私合夥。

第七,投資於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調整性措施。而且,這一點無疑應當成為未來發展援助的一個重心。這類調整性措施應該把人類的大尺度活動考慮在內。

最後,認真考慮一下地球工程學,對地球進行大尺度操控、以逆轉氣候變化趨勢,盡管這種想法聽起來挺可怕的。

這一切仍不足以消除氣候變化嚴重惡化的風險。但考慮到經濟承受的壓力,它們看起來確實是我們目前所能採取的最佳舉措。

我們努力不去選擇那些目前推動碳排放不斷增長的做法,但這種努力已經失敗。現階段而言,這種失敗還將繼續下去。導致這種失敗的原因是深層次的。只有在更迫在眉睫的災難的威脅下,這一切才有可能改變。但到那個時候,一切就可能太遲了。現實就是這麽令人沮喪。而且事實或許會證明,這種失敗將是毀滅性的。

引用來源: THE FINANCIAL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