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位置: 首頁 / 新聞與專欄 / 國外新聞 / 英國《金融時報》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辯論

英國《金融時報》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辯論

英國《金融時報》
英國《金融時報》正在就資本主義展開辯論,但真正辯論的主題是市場經濟的未來。英國《金融時報》徵集一組以“危機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risis)為主題的文章,這在5年前簡直不可想象。現在FT這麽做,反映了兩點:一是輿論的惡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業國家的實際狀況都令人苦惱。

資本主義不等於市場經濟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凱
英國《金融時報》正在就資本主義展開辯論,但真正辯論的主題是市場經濟的未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但在他發表《資本論》(Das Kapital)之後,這個詞開始用來描述讓工業革命變得可能的企業組織體系。在19世紀中葉之前,這種企業組織體系對經濟格局至關重要。德國的維爾納•西門子(Werner Siemens)、美國的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國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的繼承人們,他們或獨自、或者和一小群經營合夥人一起建造工廠,並擁有這些工廠及其中機械設備的所有權,而他們雇傭的勞動者則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
盡管如今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這塊招牌只會告訴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稱,但在當時,你看到“阿克賴特紡織廠”(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會知道,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廠。任何一個路過該廠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企業領導人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源自他們對資本的所有權,以及這種所有權所賦予他們的對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
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在經濟史上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然而資本主義這一由19世紀企業批評者創造的術語,卻一直被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沿用著,盡管工業格局已今非昔比。馬克思時代通過的法律允許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立,這讓建立極為分散的股權所有製成為可能。這種組織形式直至19世紀末才流行開,但隨後便迅速擴展。到20世紀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討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與此同時,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艾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也證明瞭,一群職業經理人是如何對大型多元化企業實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與阿克賴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業領導人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現代企業領導人的權力和影響力源於自己在企業中的職位,而不是資本所有權。他們獲得這些職位靠的是自己的組織政治技巧,與以往主教和將軍們在教會或軍隊中升遷的方式類似。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是企業組織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那麽下半葉就是企業成功要素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在復雜的現代經濟中,原材料價值只是產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實物資產價值只是大多數現代企業價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其大樓和機器,而是其競爭優勢——組織體系、在供應商和客戶當中的聲譽以及創新能力。無論從哪種相關意義上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這些優勢。
本文大部分讀者都是坐在一幢寫字樓里、對著一張電腦桌的白領。他或她或許不知道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誰。很可能的情況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養老基金、房地產企業或租賃公司——沒有一個是他們的雇主。
人們之所以不知道他們勞動工具的所有人是誰,是因為答案並不重要。如果你的老闆欺壓你、盤剝你或者占用你的剩餘價值,那也與資本所有權沒有什麽關系。盡管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對於企業組織和社會權力結構至關重要,但它們的所有權卻無關緊要。
混亂的語言導致了混亂的思想。如果繼續使用19世紀的術語“資本主義”來描述如今已變得面目全非的經濟體系,我們很容易會誤解市場經濟的力量源泉,以及資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譯者/何黎

 

 

資本主義哪裡出了毛病?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英國《金融時報》徵集一組以“危機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risis)為主題的文章,這在5年前簡直不可想象。現在FT這麽做,反映了兩點:一是輿論的惡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業國家的實際狀況都令人苦惱。

美國人向來是資本主義最熱切的擁護者。然而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目前僅有50%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則不然。這種幻滅感在18至29歲的年輕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詡的民主黨人士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

按照新近的標準,在美國前三次選舉中,獲勝者都經過了浴血奮戰。2006年和2008年的選舉中,左翼勝出;2010年選舉中,右翼全面獲勝。然而,鑒於右翼中間興起了“茶黨”,而左翼出現了“占領運動”,在今年的選舉中,候選人們必須比往年更加奮力拼搏。

那麽,對市場資本主義的幻滅是否有其道理呢?這取決於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我們眼下的問題是當前形式的市場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還是有更加直接的解決方法?能夠想到更好的選擇嗎?

經濟停滯和失業率畸高現象從日本向其他工業國家的擴散,的確讓人們對資本主義在促進就業和提高廣大中產階層生活水平方面的功效產生了疑問。這個問題是切實存在的。沒什麽人敢打保票說,美國或歐洲5年內能夠恢復到充分就業(按照以往的定義)的狀態。美歐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可能都會維持需求受到抑制的狀態。

但這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缺陷?還是就像凱恩斯所說的,只是“發電機”出現了問題——就好比一臺汽車發電機出了故障——這個問題通過恰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能夠加以解決,而如果採取大規模的結構性措施反而毫無助益?我認為各項證據壓倒性地支持後者。改革資本主義的努力更可能使我們偏離提振需求所需的措施,而非推動恢復就業。我覺得,一旦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到位,當前的許多擔憂都將消散。

話雖如此,人們還是在不斷地對資本主義的公平性提出嚴肅的質疑。這要歸因於超然於經濟周期的失業率的急劇上升(即使經濟復蘇,年齡在25至54歲之間的美國男性也可能有多達六分之一的人處於失業狀態)、收入最高的1%人口(甚至0.01%人口)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以及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等因素。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視,似乎也不太可能自我糾正。與周期性問題不同,這些問題眼下沒有明顯的解決辦法。就連中國製造業的就業率似乎也遠低於15年前的水平,這說明問題的根源全在於技術進步。

農業經濟讓位於工業經濟,是因為技術進步使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通過一小部分人口的勞作就能得到滿足,這促使大量人口脫離農業,轉而在其他領域工作。目前製造業和眾多服務行業正在經歷同樣的過程,導致大部分人的就業前景惡化。與此同時,與工業時代早期一樣,社會大變遷和規模生產能力增強這兩點,使幸運的少數人得以獲取巨大財富。

這種轉型的本質從以下事實中可見一斑: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一臺同等質量的電視機與住院一天的相對價格變化了50倍。人們常說,普通工人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但這種說法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以家用電器或服務等生產力增長迅速的物件來衡量,在過去30年中工資實際上是增長的。問題在於它們相對食品、住房、醫療、能源和教育等價格顯得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由於滿足人們對家用電器和服裝等商品的需求所需要的人手減少,自然會有更多人轉到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工作——目前,這些領域的狀況明顯令人不滿意。事實上,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所指出的,眼下美國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從本質上來說,過去30年中美國所有的就業增長都出現在“非貿易商品”(non-traded goods)領域。

問題在於,在許多“非貿易商品”領域,傳統上有利於市場資本主義的理由更加薄弱。在幾乎每個社會,公共部門對醫療和教育領域的介入程度都遠高於對製造品生產的介入程度,這一點當然並非偶然。把勞動者從煉鋼等領域轉移到護理老人等領域是大勢所趨。同樣,削弱公共部門規模或使之放緩增長也是必要之舉。

這就引出了人們指責工業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紛紛破產的問題。就在市場的運行結果似乎越來越令人不滿意之際,預算壓力也束縛了公共部門對此作出應對的能力。如何以及何時削減基本社會保障計劃的問題,又重新被擺到了臺面上。太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償付能力似乎都成了問題。

這些問題同樣是非常真實的。雖然我無比相信美國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能夠以極具吸引力的條件從市場上融資,但是,假如就像我擔心的那樣,私人貸款繼續受到抑制,那麽目前的政府計劃支出和稅收將各行其道。而且,歐洲目前的遭遇告訴我們,市場會把重大財政問題當回事,並因為過於突然地變得過於恐慌,而使這些問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從某個層面來說,解決這個問題只需堅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願和勇氣。然而,從更深層來看,對於相信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工業世界的公民來說,他們有理由懷疑為什麽日益富裕的國家需要削減社會保障水平。矛盾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資本主義的成功。資本主義的成功,使針對每個人的教學、護理或管理的機會成本變得高昂了許多。

當結果令人不滿時(正如眼下),兩個陣營之間總要爆發一場辯論:一方認為必須加倍努力繼續現行道路,另一方則主張進行根本變革。就市場資本主義來說,這樣的辯論多少有些離題。

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領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臨的挑戰是,成功會越來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由此日漸成為人們受挫的根源,因為在這些艱難時期,在市場的天然領域以外,沒有任何一種東西的成功能與資本主義的成功相提並論。當代經濟中最需要改革的,並非資本主義色彩最濃的部分,而是資本主義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與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相關的領域。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譯者/何黎

 

讓資本主義與時俱進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在人類所知的創造繁榮的機制中,市場經濟是最成功的一種。與現代科學一樣,它不僅改變了世界經濟,還改變了世界。全球主要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依靠市場經濟來發展本國經濟。而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它們依靠的是一種全球市場經濟。當今各國如果要想繁榮富強,就註定會彼此合作。

然而,市場經濟並不像《但以理書》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律法那樣不可改變。它之所以成功,並非因為它一成不變,而是因為它並非一成不變。市場經濟的驅動力,是所有人都希望為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出力,原理是所有人天生都希望尋求達成更好的交易。但其機制設置和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一向對改變持歡迎態度。正是這種適應性確保了市場經濟的存續。

兩個世紀以前,不存在什麽有限責任和個人破產,幾乎不存在中央銀行業,沒有環保法規,也沒有失業保險。在經濟或政治壓力下,發生了這些變化。所有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和挑戰。在金融風暴持續之際,這種適應性的必要性仍未終結。相反,它和以往任何時候同樣重要。

那麽,什麽是當前的重大挑戰?美國的自由主義運動——領軍人物是羅恩•保羅(Ron Paul)——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廢除幾乎所有的政策創新,然後盡可能地回歸19世紀末的資本主義。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這種思潮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力。即便在美國內部,它也只是共和黨聯盟的一部分。雖然它不單單是新奇的思想,但它不會起到塑造未來的作用。

更相關的問題是:上個世紀80年代在美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執政期間出現的再生資本主義,目前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改革。答案是,它必須改革,因為事實證明,這種資本主義不僅有欠穩定,而且重要的是,它還有欠公平。結果不僅造成了災難性的危機,而且還給人留下這樣一種感覺:即獲得巨額財富的,不一定是品行出眾之人。在凡事有賴於一致贊同的社會里,這在政治上具有腐蝕作用。

再度引發辯論的核心問題有三個:金融、企業治理和稅收。這些是“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問題。“占領”運動雖然在思想上缺乏連貫性,但它改變了政治辯論的內容。

金融行業發展得過於龐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風險被誤讀,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鼓勵。未來將需要加大對金融業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確保其創造的風險在內部消化來實現。其次,企業管理層過於頻繁地出於自身利益、而非股東利益派發高管薪酬。最後,過多的激勵使許多最成功的人士得以逃避稅收。在所有這些方面,要想變得更加公平和高效,現代經濟就需要改革。

除了上述改革以外,人們再次展開了關於宏觀經濟穩定的辯論——這種辯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直至危機前的幾年,人們還普遍認為,有一種針對通脹的貨幣政策就足矣。這種觀點已被推翻。在長時間採取孤註一擲的臨時舉措之後,我們需要進行新的分析,綜合考慮資產價格、杠桿和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資本主義將通過改變而得以存續。這是以往的經驗,今天同樣適用。

譯者/何黎

市場機制仍無可取代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塞繆爾•布里坦

很久以前(久到我已不願回想),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資本主義與寬容的社會》(Capitalism and the Permissive Society)。這個書名讓一些人感到疑惑,因為這兩樣我都贊成。與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書籍一樣,這本書遠未臻完美。但說它不完美,並不是因為存在錯誤,而是有疏漏之處。如今,雖然時光已過去了將近25年,回頭看這本書,幾乎沒有任何觀點是如今我想要收回的。

沒必要去假裝市場回報能反映個人價值。正如墨爾本子爵(Lord Melbourne,本名威廉姆•蘭姆(William Lamb),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譯者註)在談到一個其他問題時所言:“這跟價值毫無關系。”實施再分配的最佳途徑,是建立(最好是統一的)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去乾預價格和工資。

動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緩和經濟活動中的波動、避免長期的需求不足導致不必要的失業,以及避免通脹失控,與成功的資本主義也並不沖突,在我看來這甚至是必須的。

我支持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關鍵原因在於它能夠促進個人和政治自由。非金融領域的商人,可以通過為成年人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而致富——即便這些東西可能是在一些長者和道德高尚者眼中毫無益處的東西,比如流行音樂專輯、棉花糖或脫衣舞表演。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權自由選擇在哪方面發揮自己的才乾。一個人可以專心享樂、在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幫助國外的窮人,或以上活動和其他活動的任意組合。

20世紀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詰問社會主義者: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市場,該如何決定生產什麽、以及如何生產?“市場社會主義者”的回答最有意思。他們斷言,國有企業能夠模擬資本主義企業,利用市場價格來引導自己的行為。誠然,如果產品種類已知、技術已知、公眾偏好保持不變,這是能夠實現的。然而,當涉及到發明新產品或尋找降低成本的方法時,情況就完全不同。應該讓哪些人來管理、哪些人被管理,可供投資的有限資金又該如何分配給懷有投資點子的所有人?首先,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闡明瞭一個政治上的考慮:“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公路、鐵路、銀行、保險公司和有限合夥企業都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如果這些企業的雇員……人生中每一次升遷都要指望政府,那麽即便媒體自由、立法機構民選,這個國家的“自由”也只可能是錶面上的。”在諷刺評論期刊《偵探》(Private Eye)的創刊過程中,私人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些作家為逃避麥肯錫主義的迫害,在私人部門尋找工作。這兩個例子都驗證了私人資本對於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員工所有制企業有一定吸引力(穆勒贊同這種所有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西班牙的蒙特拉貢集團(Mondragon group)、連鎖百貨商店約翰•路易斯合夥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我曾在那裡購物並滿意而歸。不過,從政治上來說,要將所有企業轉變為員工所有制,確實沒有足夠的證據和分析作為支持。

任人唯親可能導致各種結果、從而腐蝕資本主義,保守黨議員傑西•諾曼(Jesse Norman)列舉出了其中的幾種: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俄羅斯式、以寡頭控制自然資源為標志的資本主義,軍人執政式資本主義,建立在毒品交易基礎上的毒販資本主義。最後一種情況因受到西方過度乾預的立法(比如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頒布的禁令)影響而有所惡化。不過,我們不必說什麽這些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這些確實是資本主義的不同類別,我們也不必給它們貼上“保守主義”的標簽。

和許多同類作品一樣,我那本書的真正缺點是,沒有涉及金融部門,也沒有討論以下這一點:即便物價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脹或通縮,金融部門行為也可能對資本主義秩序造成損害。任何一種市場秩序要想建立,都必須設法將儲蓄和借貸的願望結合到一起。把多餘的錢投資於可投資的基金市場,或以各種方式對人生中的意外情況進行保障,當然比把錢藏在床墊下要強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容忍大量虛擬資金威脅一個又一個機構和國家。資本主義是實現自由和富足的手段,其本身並非目的。那本書在這方面加以改進之後,或許不僅可以證明國際監管的合理性,還能證明一點: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應繼續為公眾所有,政府必須救助銀行。

譯者/吳蔚

 

資本主義絕非歷史終點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 奧特馬爾•伊辛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這難道不奇怪嗎?當柏林牆倒塌、“鐵幕”被拉開之際,一場歷史競賽似乎畫上了句號。觀察家們見證了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自由市場戰勝中央計劃體制,民主戰勝獨裁,哈耶克(Hayek)戰勝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稱,歷史到達了終點站——人類想來已經達到了巔峰狀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

這套理論從一開始就錯了。雖然“現實社會主義”在每一塊試驗田都以災難收場,但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承諾實現平等的思想永遠不會消失,不管實踐證明瞭什麽。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所施行的資本主義達到了各個方面都讓人滿意的程度。歷史決定論是福山觀點中最為荒謬的一面。自由主義哲學家決不會接受歷史的發展是預先註定的觀點。

自冷戰結束以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繼續爭奇鬥艷。社會主義仍承受著過去失敗經歷的致命打擊。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議活動中能夠看到社會主義的身影,比如“占領運動”。這場運動如何才能實現目標仍然沒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眾多問題都包含著一個核心因素:抨擊金融業。

縱觀這場金融市場危機的演變過程,唯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過了這麽長時間,才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這場危機為反對金融體系的人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為防止金融體系崩潰而實施乾預的做法,不僅嚴重削弱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也動搖了人們對整體市場經濟的信心。當一家金融機構發展到過於龐大、或者關系過於復雜,以致其償付能力可能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時,政治家必須進行乾預。“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導致社會(更確切地說是納稅人)不得不為個別金融機構的生存埋單。

這動搖了自由市場的基石。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原則是:在法律制度規定的界限內,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這項原則鼓勵個人利用各種機會,並對風險加以評估。就釋放個人的潛力而言,沒有一種制度能與市場經濟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場是最佳的發現機制。

游戲規則應當明確。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稅後)利潤;而虧損者必須承擔後果,破產是最終的製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現象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破壞了一項社會原則——即個人應為自身行為負責的原則。

數十億納稅人的資金被用於拯救被認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這沉重地打擊了人們對自由市場體制的信心——這進而對自由社會構成了威脅。人們對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實際上沒有那麽大的作為,這一點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與此同時,在幾乎所有地方,人們對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業至今仍然未能對以下這個基本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業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了社會的福祉?它們對於充滿活力的經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嗎?

如果你以為金融業會承認其部分業務確實是多餘、甚至是危險的,那或許是一種奢望。因此,政府正面臨著一個挑戰,即建設可信的監管機制,使金融業能夠提供被認為不可或缺的服務,並盡可能地阻止該行業追逐被認為對社會有害的活動。

盡管現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進,如提高資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這項任務仍然遠未完成。鞏固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基石的挑戰依然存在。歷史永遠不會結束——只有那些篤信瑪雅歷法的人,才以為歷史會終結。瑪雅歷法預言世界末日將在2012年12月到來。

本文作者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曾為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

譯者/何黎

 

 

 

 

 

 

 

引用來源:英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