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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裂解 經貿失速 台灣影響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面對世界變動的動盪時刻,就國際情境、政經研判、探究未來。基金會特邀請許嘉棟教授、陳添枝教授、朱雲漢教授三位大師,也都是基金會長年的資深董事,無論稱之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大國對峙、區域重組下,台灣該如何因應今日的態勢。上、下兩篇報導整理皆刊出於報章及網路。上篇探討「全球裂解、經貿失速、台灣影響」;下篇探討「逆全球化、大國對峙、台灣角色定位」。

緣起

朱雲漢新著「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的導言指出: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態勢,正處於新舊秩序交替之際。舊的觀念、規範與體制,正出現運作失靈與不勝負荷的疲乏凋零跡象;新的思維、秩序與模式正處於激盪、探索與醞釀階段,尚未破繭而出。

面對世界變動快速及不確定的動盪時刻,就國際情境、政經研判、探究未來。基金會特邀請許嘉棟教授、陳添枝教授、朱雲漢教授三位大師,也都是基金會長年的資深董事,無論稱之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大國對峙、區域重組下,台灣該如何因應今日的態勢。上、下兩篇報導整理皆刊出於報章及網路。上篇探討「全球裂解、經貿失速、台灣影響」;下篇探討「逆全球化、大國對峙、台灣角色定位」。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為前中國時報余紀忠董事長所創辦的基金會,一本創辦人秉持的媒體精神,持續關心國家政策及民眾生計。數十年來追踪、正視兩主題,一是「公與義」:面對國人公共議題與生活品質追求平衡正義;另一是「水水台灣」:關心自然環境與國土計劃保育先於發展,力求精進生活,學習承擔利他,崇揚人文價值。

感謝來賓踴躍參與,與我們一起關心國家未來發展及台灣當前處境。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全球裂解 政經局面變動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全球化的裂解與失速

我們正處於特殊的歷史節點上,舊有秩序面臨崩解、既有常規不斷被打破。新冠病毒衝擊全球,好像上帝對人類社會按下暫停鍵,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脈絡下,評估疫情對人類社會未來的衝擊。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這本書,第一版是1月22日出版,隔日(23日)武漢全面爆發新冠疫情,書還沒問世就已經過期,高希均先生與我商議補寫一章,五月底完成第九章,把COVID-19(新冠病毒)章節擺進去。我認為COVID-19的突發其然,出乎想像,但對全世界的可能衝擊還是可溯古鑑今、綜觀歷史脈絡,過去歷史上的大瘟疫很少會有真正改變歷史前進方向或軌道,通常都是在既有的脈絡下,產生趨勢的加速、延遲或修正。

從2008到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degalbalization(逆全球化)的跡象就已經開始浮現,二○一九年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封面以Slowbalization(全球慢速)為標題,意指過去35年的全球化發展,已經進入歷史反轉,從前是以快速全球化的腳步前進,現在演變為Slowbalization,全球開始緩步、失速、失去動能。有學者大膽預言:新冠病毒是壓垮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認為仍是誇張的判斷。宏觀發展上,我們確實要正視後新冠病毒的世界,全球經濟將出現更嚴重的裂解,或爆發力更強的反全球化運動。但在有現有條件下,也可期待各全球再融合的機制或動力的湧現,取得新的平衡。

端看貿易占全球GDP比重推估全球化動能分析,全球化於2010年後,失去過往動能,類似現象也發生在一戰到二戰結束期間(1914到1945),一戰前也曾有一波全球浪潮。二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經歷兩階段,分為前35年、後35年,計70年的全球化發展,後35年中金融國際化與生產全球化,人流、物流與金流都爆發前所未見的規模,全球化發展急速增長。但金融危機後無論從金融面或貿易面看全球化的動能,現今都已呈現失速狀態。

 

中美間的修斯底德陷阱

新冠病毒之前,全球化就已經面臨四項挑戰,分別是全球化的社會基礎動搖、國際領導真空危機、中美之間的修斯底德陷阱、全球治理機制落後與經濟全球化。如果我們探究更深層的原因,不只要看國際面,更要看美國或先進國家國內政治與社會環境變化。

全球化是自由貿易、經濟體系開放、多邊體系與規則所支撐,現已開始動搖,戰後多數歐美先進國家,無論左翼或右翼任何政黨執政,都接受對外開放自由貿易,融入全球市場,經濟政策導向的基本共識非常牢固。如今共識開始動搖、瓦解。進一步反向衍生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排外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裂解問題不只發生在中小國家,更出現在全世界自由經濟心臟地位的美國,震憾程度出乎意料。

美國作為戰後國際秩序主要領導者與建立者,現任總統川普卻走向激進單邊主義、拋棄美國過去的承諾與責任,產生國際領導真空危機,自由國際經濟秩序搖搖欲墜,陷入「金德伯格陷阱」。1929到1930年世界經濟曾出現同樣問題,領導青黃不接,保護主義蔓延、貿易戰一發不可收拾,全球經濟立即陷入極度蕭條。

今天,美中兩國爭霸又陷入所謂的「修斯底德陷阱」,美國警覺最大的挑戰者中國的崛起,為防止被取而代之。中國巨大經濟體極短時間融入全球經濟體,歷史所未見。中國2001年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16年內成為全世界最大貿易國、最大製造業平台,整個世界還在消化這個現象,也產生各式各樣結構性衝突問題。兩強爭霸下,軍事對抗風險上升、出現經濟冷戰;全球兩大經濟體開始碰撞、剝離,全球經濟體系避免不了裂解、震盪與重組。

全球治理機制 嚴重失能落後

另一嚴重問題較少被廣泛討論,就是全球治理機制遠遠落後於經濟全球化;在人類社會高度緊密依存、實際上已是命運共同體,無法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自給自足等。要維持全球作為一個高度整合狀態,除經濟互惠,更需要國家間深度合作,制定各種規範,其涉及很多國際公共財提供與全球治理方面問題。但現在市場及跨國企業走在前面,全球作為一個社會體系,面臨全球治理嚴重失能與落後於經濟全球化,無力有效應對新興全球議題:全球暖化、傳染疾病、金融危機、文明衝突。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全球化下的隱憂,存在著潛在破壞力量,對世界經濟與人類永續發展構成深層影響。

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挑戰新自由主義

回溯「逆全球化政治浪潮」的根源,事實上是一種物極必反、社會反撲的道理。過去35年全球化快速發展,很多國家社會與政治體系,無法消化全球化與科技變遷帶來的社會結構性改變、產業重組、税基流失、貧富不均、就業問題等風險。而這些風險都必須由中產階級與勞工承擔。指導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超級全球化」,使全球解除貨物、資訊、經濟流通的障礙,跨國生產更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並帶來經濟增長與巨大財富,但也嚴重削弱戰後(1945到1986)各國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如Facebook、Amazon企業的壟斷地位是空前巨大,不僅僅是在國內市場壟斷,而且也是全球性壟斷;這些巨型國際企業的壟斷力量扭曲了市場運作。若在60年代美國司法部的antitrust(反托拉斯)制裁早就出手。然而時空背景不同、這些壟斷企業可以左右政治,影響主政者的思維,所以他們沒有受到任何禁制。新自由主義政策全面偏袒跨國資本,因而累積各種社會衝突與矛盾,社會無法因應全球化帶來的分配扭曲與弱勢群體無法承受風險的問題,終就累積成為引爆點。

後35年的「超級全球化」超過歷史上所有時期,全球化的速度、全球化力量的滲透、生產供應鏈的精細分工、資訊全球化都是前所未見。推動「超級全球化」的三座引擎:全球範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通訊與資訊科技突飛猛進、超級巨大的中國經濟板塊快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仍在前進中

世界由市場力量主導,實則社會及政治影響力更不容漠視。哈佛著名國際經濟發展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及不可能三角理論,即一個國家只能在「全球化」、「民主政治」和「國家主權」間作選擇,今日的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跟民主國家、民族國家或主權國家間是矛盾的,並不是相輔相成,而是有相互抵觸的tension(張力),現在張力太大已爆裂。自由經濟主導全球化,忽略社會需求與政治合法性,在全球化與民主政治相互矛盾中,許多國家必然喪失經濟主權,被迫取消關稅、取消管制,財政基礎也逐漸流失;民主體制的合法性基礎也將動搖,因為全球化的風險與利益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差距急遽擴大,社會安全網過於單薄而民選政府卻無能為力。

貧富差距 政治震盪 民粹型政治素人竄出

全球化發展確實導致風險提高與分配不均嚴重問題,我們完全不能負擔且必需承受所帶來的社會反撲。弱勢群體、邊緣化群體選出的民粹型政治素人,也將帶來前所未有的政治震盪。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愈徹底的歐美發達國家,中產階級與勞工面臨薪資停滯或跌落貧困的問題就愈嚴重。2012年後特別明顯,逆全球化政治風暴席捲而來,排外主義、種族主義、保護主義與反全球化民粹高漲,西方各國主流政治人物紛紛倒台,唯一幸存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搖搖欲墜;民粹政治席捲英、美、義、奧地利,極右政黨在法、德、西、荷、瑞典崛起等等。

美國百年來貧富差距嚴重,2012年美國10%富裕層,囊括50%以上的可分配所得(薪資所得、財富所得),所得分配兩極化嚴重導致經濟危機,超過1929年經濟大恐慌前。其總體需求不足、熱錢太多,炒作資產導致資產泡沫化的現象大致一樣。

川普上任 美逐漸喪失世界領導地位

逆全球化的風潮席捲,川普就任更採取極端手段,揚言不僅是要製造業移回美國製造工作機會,更完全與過去的美國政策反向而行。宣佈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科文教組織、國際移民協定、人權理事會、WHO(世界衛生組織);並凍結伊朗核子協議、中止中程導彈協議。川普上任後,從多邊體制的創造者、領導者與維護者,轉變為多邊體制破壞者,並且拋棄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的角色,甚至阻擋其他國家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的國際公共財。過去幾年,川普在貿易戰中不顧WTO規則,與歐洲、中國展開貿易戰,並杯葛世貿組織,使仲裁機制陷入癱瘓,秘書長阿澤維多在任期屆滿前,於五月中旬提出辭職。

川普抗拒IMF改革,推翻既定國際承諾,多邊體制與外交政策框架;所有國際領導責任、政治信用、價值理念原則等包袱皆可拋棄。一切以「美國安全與經濟利益至上」,把所有籌碼用到極致,給得更少拿得更多。

牛津大學著名歐洲歷史學者艾希認為,在這場COVID-19百年難見的瘟疫中,美國應該要有效控制,且帶領全球合作抵抗疫情,但這兩件事卻沒有發生;美國面臨戰後七十年以來的第一次,一場全球危機中沒有人尋求美國扮演領導角色。

全球化創造的經濟成長已不復見

觀察過去後35年的超級全球化,本就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不能當作常態,更不可能一直維持不變。世界經濟與貿易每年成長6到7%,如今已不復見,遲早會回歸常態。反之,大規模逆全球化也不可能發生,全世界國家要自給自足的選項己不存在。預期全球化會有所改變,全球化的路徑和遊戲規則也需要改變,全球化動能還存在,歐美國家面臨重建中,只是不會再以美國或歐洲為首,動能會來自於非西方或新興市場國家,未來支持自由經濟開放的社會共識,過程一定還會遇到挑戰。而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規則、新興科技規格與產業標準的影響力不斷上升,這趨勢完全沒有因COVID-19疫情影響而變動,甚至可能加速。縱使美國放棄承擔二戰過後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其餘各國沒有跟進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組織或世衛組織,絕大國家都有意願撐起多邊體系,維護現有世界秩序。

美總統大選 影響未來世界政經格局

11月美總统大選,不僅對美國,對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未來格局絕對是關鍵因素,是觀察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的指標。美國選民結構出現分水嶺,兩個新世代關係美國大選。第一個是「新千禧世代將取代戰後嬰兒潮世代」,千禧世代碰上2008年金融海嘯,面對經濟衰退與體驗就業市場的冷酷無情,而且他們一出校園就背負15至25萬學貸,對於今日美國中產階級深層壓力有深刻的體會,;另一是「兩千四百萬Z世代選民」,Z世代剛出校園,就遇上COVID-19,這個衝擊烙印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影響其政治態度深遠。這兩個新世代選民占美選民37%,投票率一定會提高。數據顯示新世代選民也大多數傾向支持民主黨。


單邊主義下的全球貿易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陳添枝)

全球化下貿易發展的質變

從貿易角度觀察全球化的衰退。以WTO(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針對2000到2022年全球商品貿易量數據指出,全球貿易總值從2000年開始一路成長,直到2008年因金融海嘯跌落;2010年後雖恢復成長,但速度與斜率明顯下降。現全球遭遇百年一見的COVID-19疫情,全球貿易量再次跌落,可以預估未來成長速度與斜率會再一次趨於平緩。

全球貿易於1970年後快速成長,貿易成長率高於GDP(國內生產總值),1988年起,全球貿易大約是以GDP成長速度的兩倍前進,1990到2018年的年平均成長率為8.8%;到2008年以後,全球貿易成長明顯降速,剩下大約3%,與GDP幾乎等速成長。

全球貿易發展在2008年開始產生質變,一般認為是因中國和全球分工走到終點, 中國若不願意進一步開放市場,全球貿易將難以繼續擴張。中國加入全球分工的模式與其他亞洲國家相同,以垂直分工為主,帶動中間財國際貿易大量成長,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然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並未成為世界的市場而進一步帶動全球貿易成長。中國對外貿易占GDP比率在2006年達到高峰64.5%之後開始下降,到2018年僅剩38.3%,原因是在中國生產比進口最終財還要划算,同時,中國也有意識地降低對世界的依賴程度,系統性地進行中間財的進口替代。

反全球化單(雙)邊主義政策相繼起

除中國和全球分工走到終點外,歐美國家企業從1970年進行的海外加工模式,造成嚴重所得分配後果,甚而導致反全球化浪潮,單(雙)邊主義是這種反全球化的政策反應之一。2016年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巴馬曾說:如果我們無法處理全球化下的輸家,就無法繼續往前走。這句話也凸顯了全球化引發的社會與政治議題。

美國的雙邊主義事實上並非由川普開始,歐巴馬2008年所發動的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談判就是雙邊主義的體現。雙邊主義源自於對多邊體制的失望,WTO的杜哈回合談判自2001年至今毫無成果。過去,貿易談判幾乎都是美國主導,用籌碼換取其他國家讓步,出的東西多、換的東西少;如今,關稅極低的美歐已經用盡籌碼,但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仍不願意大幅開放市場,難以達成多邊協議,美國轉而走向仍有空間的雙邊主義。

川普是極端的雙邊主義。他首先撤除原本WTO的承諾,作為談判派的籌碼,並拿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FTA(韓國自由貿易協定)做實驗,都獲得巨大成功。針對中國的301條款也是同樣的手法,此條款可視為是一種單邊手段,在WTO成立後,已不再使用。從談判観點看,策略高明,川普的做法凸顯美國對WTO的承諾有重大價值,但放在168個國家的談判場域裡,是低價銷售,為集體交易做承諾,是很不划算的買賣。

從多邊承諾、雙邊主義到複邊協議的未來

美國也不會低估多邊體系的影響。若未來民主黨重返執政,也沒有新的手段重啟WTO談判,最可能重返TPP,持續雙邊主義路線。TPP後可能和英國、歐盟談判FTA,利用雙邊協議讓美國貿易持續擴張,同時保護美國的農業產品,也可以完成部分法規調和。美國將不會回到無限制的多邊主義,只與理念相同的國家合作。美國重返TPP後,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才可能有第二輪入會談判,之後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才會完成談判。至此,雙邊主義大格局將底定,美好的多邊主義無法回歸。英國可能加入TPP;歐盟則可能呈現在TPP與RCEP間,維持對等關係。

假設雙邊主義格局大致底定同時,預計美國不但不會退出WTO。仍會藉由利用WTO,美國將得以綁住小國對貿易的承諾,自己則可偶爾跳脱規範、濫用規則而得到容忍;同時,WTO對於小國而言,仍有無法取代的重要地位。WTO仍是太龐大、太老的組織,會員數太多,現會員有168個國家,如何進行談判將成問題。以前WTO為共識決,需各國透過,美國主導同意後才執行的意思。現會員數過多,美國已沒法再主導共識,轉為美國意志下進行一些改革,但不可能有太多進展,在WTO難以進化又超載下,很難期待處理新議題。

未來貿易重大議題,例如數位貿易,雖然仍有可能在WTO架構下完成談判,但不會是多邊協議,較可能是複邊協議,並且不會包括中國。WTO體系外的複邊協議,有助於全球經濟治理,例如:國際租稅協議的CRS(共同申報準則)、FATCA(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數位稅的問題也可能循類似的途徑解決。如美國怠於全球公共財建設,EU(歐盟)會較積極。

值得注意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實際上與美所稱的「戰略對手」並無太多差異。歐盟高峰議會主席Charles Michel說:「與中國接觸並合作,既是機遇也有其必要性。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相互間並沒有共同價值觀、政治制度或多邊主義方針。因此必須清晰透明,堅決捍衛自身利益與價值。」

大國的談判重點將轉移到服務業

未來,商品交易將不再是美歐大國關注的重點,亦不會繼續主導全球商品貿易的自由化。對於商品需求高成長的將會是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保持與他們的連結至關重要;同時,新興國家若要加速經濟成長,將不能再依賴歐美國家推進的多邊體系,而必須進行單邊或雙邊的自由化談判。美歐大國的談判重點將轉移到服務業,尤其是數位型態的服務業,這同時也是未來成長速度會較快的領域。

仍是大國利益 小國退讓 選邊無益處

未來WTO將只是象徵性存在,大國的意志才是左右貿易的主要力量,WTO既無強制力,也無制裁機能;貿易糾紛增加時,小國只能退讓,其中價值衝突會是最棘手的問題。這並非許多人所說的冷戰,冷戰時期至少有系統,往美國或蘇聯靠攏,靠大國系統得到保護。未來的世界不太像如此,沒有壁壘分明的兩套系統,比較像只有一個系統的不同機台,小國選邊站不一定會得到好處。信奉WTO彼此解釋並不相同。大國想分到更多的貿易利益,小國只能退讓。價值衝突限縮了彼此合作的空間。因為核心價值與貿易利益不一定重合,特別是數位貿易必須建立在價值同盟的基礎之上;小國必須學會貿易對手的分級風險管理,就像對待金融投資的主權風險一般,透過雙邊貿易協定降低衝突的風險,有限度地退讓,思考如何盡可能在維護貿易利益的同時,不丟失自己的價值。


全球經濟金融亂局 難以善了

(許嘉棟 東吳大學辜濓松先生紀念暨中信金融學院座教授、前央行副總裁)

全球經濟金融亂局

2018年起,幾頭灰犀牛齊來襲,包括:反經濟全球化之逆流、川普擾動國際經濟秩序、英國脫歐、美中貿易戰;近來還有美中對抗升級,擴大為爭霸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止。全球經濟景氣本即下滑,疫情讓經濟雪上加霜,金融隨之動盪。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經濟瀕於窒息,各國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兩方面齊下猛藥,但在提振市場景氣方面效果有限,副作用反而堪憂;不僅財政與貨幣政策之紀律蕩然無存,未來如何善後更令人憂心。同時,貧富差距惡化仍是諸多國際政經亂局的主要導因,但卻遲遲未獲政府當局重視與有效處置,不少政策還有使之惡化的可能性提高。

反全球化之逆流

反全球化主要的導因,除追求經濟成長而破壞環境生態外,還有全球化之競爭忽視了勞工權益。同時,全球化的利益多歸於資本主所有,導致財富不均與所得分配之惡化;歐盟區人民的自由移動也對社福支出、社會和諧、治安與國安產生干擾。新冠肺炎之下,防疫、經濟復甦與國家安全都遭受巨大衝擊,進一步引發經濟脫鈎、提高經濟自主程度之想法。反全球化的現象,包含反全球化的民粹興起、政治走向兩極端,歐盟的反移民運動、英國脫歐、川普啟動與各國的貿易戰、擾動全球經濟秩序,以及多國推動美國經濟脫鈎、脫中等。

COVID-19鼓動經濟脫鉤脫中

美國在美中爭霸下,在科技關鍵技術、產品、產業方面已採取與中國減少往來的脫鈎作法;其餘國家也因新冠肺炎疫情,展開經濟脫鈎與脫中。導因乃是疫情與防疫措施導致產業原料鏈斷裂,影響生產;並且防疫與醫療用品及其原材料的禁止出口,也衝擊了進口國的人民生命安全與國家安全。各國因應方式有三:一是走向經濟脫鈎,提高重要產品及其原材料的自給率,減少對進口的依賴;二是分散進口來源;三是增加戰略儲備。

財政與貨幣紀律蕩然無存

然而,經濟脫鈎是說易行難。現有的產業鏈,是在市場機制運作之下,各國、各產業與廠商基於比較利益、專業分工、強化產品國際競爭力等考慮而自然形成。生產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提高,廠商才可以存活;如果強行拆解產業鏈,將導致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隨之下降。因此,政府對經濟脫鈎或脫中,若未給予適足補貼或保護,將難以推動。再者,自中國撤出之廠商,還必須顧慮中國可能的報復,自此喪失中國市場。故而,經濟脫鈎或脫中仍有現實層面的困難,成效可能有限。

除此之外,世人尚須擔憂的,還有蕩然無存的財政與貨幣紀律。新冠肺炎嚴重影響各國經濟活動,於是各國政府在急就章中痛下猛藥,祭出優厚的失業補助、企業紓困、振興經濟方案,以及強烈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財政赤字 債留子孫

但是,寬鬆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振興效果可能有限。造成經濟衰退主因的新冠病毒若未獲解決,刺激景氣的財政與貨幣措施只能舒緩「病情」,呈現頭痛醫腳的效果。並且各國紓困與振興方案,多屬消費性、移轉性的支出,少有公共建設投資,難有提升未來生產力之效果。歐債危機殷鑑不遠,各國政策所留下的財政赤字,終將「債留子孫」;惟此一問題,今日幾乎已無人聞問。此外,過去央行被嚴格限制給予財政部及一般企業融通;今各國央行大買政府公債(財政赤字貨幣化),美國聯準會甚至購進ETF、公司債、商業票據、非投資等級的公司債(俗稱垃圾債),對貨幣紀律視如無物。

更進一步言,資金氾濫必然導致資產泡沫。雖然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之下,資金過多未必會引發一般民生物價上揚,但必然導致資產價格上漲。

貧富差距問題應予正視

現今國際政經亂象的主因之一,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不只激發反全球化之民粹浪潮,也使各國政治紛擾,並走向兩極分裂。此外,還加深反商仇富心理,不利於社會和諧、以及投資與經濟成長。目前各國為刺激國人與外來投資,競相提出對資本所得減稅的措施,並採行降息與擴大寬鬆之貨幣政策。這些舉措皆不利所得分配,因主要獲利者都為資本主。

問题難以善了

全球經濟已然緊密連結,若是各國經濟政策能協調合作,就有可能快速解決全球經濟金融問題,共創互利雙贏。然而,當前的國際政策協商難以開展,主要原因是美中兩強爭霸正熾,難以合作協商,也導致國際協商欠缺領頭羊。而且,美國總統川普特立獨行,以致歐盟、加拿大等國與美國貌合神離,缺乏互信。

目前全球經濟難以善了的問題,至少三項: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未來發展難料,陰影可能持續籠罩;二是未來各國快速累積的政府債務需多年償還,償債期間各國可能需縮衣節食,重啟緊縮性政策,將會影響需求動能,導致成長下滑;三是各國央行在此期間釋出的大量貨幣將如何回收,更是一大挑戰。若回收不順利,最終可能須以物價膨脹或資產泡沫破滅解決,國際社會將再一次付出重大代價。


Q&A

 

陳添枝:就金德伯格陷阱談今日的全球動盪及世界秩序?

「金德伯格陷阱」意指:一戰後新興大國崛起,即將取代原有霸主,兩者間無法相互妥協,世界公共財陷入無人投資,全球治理落入真空態狀,同時經濟上也產生各自的保護主義。然,一個大國若有意願投資全球公共財,則該組織的運作和規則必將與自身國家利益緊密結合。以目前面臨問題的 WHO為例;美國有龐大醫藥產業,中國則否,美國對國際組織利益與國內醫藥產業是密切結合。我非常擔心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所建立的全球治理機構能相融合?是否能樂觀期待中國會願意填補美國在WHO的資金空缺?中國投資亞投行,其重要目的是將國營企業佈局到海外;但現在的國際組織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思考建立規則的,中國是否能夠接手,將是一大問題。

 

朱雲漢:

現在群龍無首、領導真空的局面,與二○○八年金融危機形成鮮明對照。次貸風暴時,全球面臨巨大危機,美國單靠自己的力量也無法防止危機擴散,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因此做出重要創舉,就是G20高峰會的機制。美國當時意識到,G7已經不足以撐起全球經濟秩序,因此必須承認其他新興國家、納入更多力量,才可能形成全球有效對應方案;特別是西方國家普遍儲蓄不足,要採行振興方案,必須有其他國家的合作,必須同步推進刺激方案才能夠有正面外溢效果。當時,IMF 也緊急成立新的融資機制,由外匯儲備豐富的國家認領資金缺口。

在這波疫情當中,G20不能發生作用是很荒謬的。這次沒有登高一呼的領導者,加上美中無法合作,所有事情都沒辦法達成有方向感的集體決議。因此,十一月份美國總统選舉對全世界都非常關鍵。雖然美國內部對於多邊主義有許多反對聲浪,但美國的主流外交菁英還是重視規則制度,不會用粗暴、無法預測的手段破壞多邊體制;川普的行事作風,則完全不符合過去的美國外交傳統。

中國現在沒有條件和意願承擔美國領導退位或收斂後產生的真空。但中國在自己符合利益的範圍內,找到許多能與之經濟體質互補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缺乏基礎設施、資金籌集能力,中國有過剩資金,則填補其缺口,例如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對非洲的中長期融資的金額已經高於世界銀行其他四大地區發展銀行的總和。

中國有其戰略設想,要與美國主導的海洋秩序競逐,就必須開闢自己的腹地與掌握生命線。中國在發展援助的角色已經遠遠超過美國。這種態勢會繼續,甚至有跳躍式的成長,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

 

Q:國族主義是政治操作的假議題,還是攸關存亡的競爭法則?

 

朱雲漢:

要真正產生作用,能夠動員、有政治能量,就不會是假議題。但是,這當中的確有許多人為建構的敘述,是高度感性的語言,可塑性、可操控性極高。用這樣的方式指導政策、社會經濟生活安排,會帶來嚴重後果。現在的逆全球化、脫鈎,除非物質文明倒退幾十年,否則完全做不到,連美國都不行,因為世界已經高度分工。像是現在中印之間衝突升高,印度海關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故意製造障礙,但事實上不可能維持,只能短暫地使用以滿足國族主義。全球化仍是唯一出路,利益攸關者的群體仍非常龐大;而全球化導致的問題,多是國內政策失當。

 

殷乃平教授回應:

我來自金融業,對嘉棟兄內容做補充。想談談美聯準會(FED)的角色;美聯準會是多方表態現又膨脹,在牽涉FED政策推動上,先前貨幣供給擴充、資產負債表膨脹,現又推美國政府國債。海外的國債已超過七兆將涉及美元地位。我們知道美元因貨幣發行量太大,匯率下滑,美元地位將動搖。2010年當大家譴責美國發動貨幣戰爭,英國journal house報告,就曾提「美元過後」天下會變成什麼樣?今天2020年聲音更大,如果美元體制崩潰,猶如一九四四年羅斯福二戰結束前,召集盟國建立國際金融體制、國際貨幣機制、世界銀行等機構。近期歐盟也有人宣布建立歐元金融精算機制取代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作為全球所有金融機構的精算機制,中國正開始人民幣數據化的積極推動。未來發展中,20世紀的國際金融基礎結構已面臨挑戰,其結構崩潰或變化關係致整個世界社經重組,這將是危機大考驗。另外,美國經濟衰退,中國和歐、亞非繼起,世界經濟板塊於21世紀的環境,相較20世紀後已完全不一樣了。

特別要提及整個世界實體經濟已或將被電子網路、虛擬數據取代。病毒導致此情境提前出現。考量於此,希望有人及時深入分析、研究、預測面對。在2008年後,很多學者發現經濟學不夠用,現有經濟學沒有辦法解釋新經濟現象,全球約380多所學校,現都鑽研新經濟學,亦即經濟學哪些該淘汰。我注意到國內鮮少有人談,沒人知道所教的經濟學很多已落伍或將可能淘汰。身為經濟人,有責任與在場的各位共同了解世界的改變。tomorrow beyond(明天過後)economics會變什麼樣子?如經濟學現有跨領域結合,以心理學為背景向外擴張,讓經濟學為主的理論逐漸消失。簡單舉例:美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奇大學教的Phillips Curve(菲力普曲線)現已完全不存在,即通貨膨脹率跟失業率間的關係不存在了,可當今聯準會尚將兩個係數關連當作主要target(目標)。至於target間關係不存在,要怎麼重新建立,在「新經濟學」裡都非常關鍵。嘉棟兄說,貨幣供給增加這麼多,物價不變,尤其先進國家失業率都相當高,經濟學該如何詮譯,提出「新經濟學概念」…希望台灣的經濟學者多花時間了解。

 

Q:面對經濟問題,能用的工具只有財政或貨幣政策?難道沒有第三種工具?

未來是5G機器人時代,目前這些政策工具能滿足未來世界?

新科技帶動世界全面轉型為何經濟理論不需轉型?

 

朱雲漢:

我亦加個小問題,到底現在我們物價指數本身計算方式有沒有失真?

 

許嘉棟:

朱教授所提到的物價,通常我們主要關切是跟民生的食衣住行直接相關之物價,也就是消費者物價。不過除了消費者物價外,股票價格、房地產價格是屬於資產面。在統計裡那是另一種物價。殷教授剛剛所提,這10幾年到20年來,國際上貨幣供給大幅增加,但是消費者物價就是不動,值得大家好好研究。為什麼貨幣學所講:貨幣供給增加,物價一定會漲,此一說法現在好像不成立?不過我們可觀察到:消費者物價不動時,資產價格是在漲的。因此,貨幣供給還是會影響物價,只是這時受影響的物價是資產價格。

經濟政策方面,我個人的研究領域比較偏總體,主要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個體的產業政策方面,包括AI之發展、技術的進步等,這些當然也是屬於經濟政策的一環。經濟部對此責無旁貸,但統籌的是國發會,這問題交給陳添枝主委。

陳添枝:

國發會必須前瞻亦因應日常,可以想像新冠病毒大流行,各國政府採行的政策,都圍繞傳統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還是有很多國家政府無所不用各種補助政策,如社會安全照護。像在台灣你如果生病,檢查、抽檢都是健保給付,這是很重要的補助政策,在整個防疫裡檢查是國家負擔,所以民眾的潛在風險負擔為無顧忌的接受檢查及隱性的財政損失。反觀美國則需要自己負擔,美國前一段時間,要自己負擔,人民就想不要去檢查,光檢查費就付不起。這一波防疫所有政府單位都渾身解數,顯然希望能夠度過難關,至於物價會不會漲,那就以後再擔心。5G時代的因應規則是當前急需的。

鄭崇華董事長回應:

謝謝三位的分析,從70年代走到現在,天天經歷問題和變化,大家都知道冷靜處理,生存下來。這次問題,跟前面走過的比起來卻更加嚴重。中美貿易戰使整個經貿搞亂,川普變來變去,讓人很難預測,更不幸的是疫情衝擊,亞洲人或是中國人比較守規矩,雖然疫情嚴重,至少中國大陸跟台灣都處理得很好,表面上看來損害較少,可是全球的經濟互相影響,顧客出現問題,供應商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到自身,有些國家領袖不理性的行動,對於產業界、企業界的人,都很頭痛,有人問我:以後將怎麼樣應對,除了冷靜處理外,真正如何我也沒辦法說。

倒是有個問題要提醒大家;我們一向對環保很注重,這些天的豪大雨是因氣候變遷,中國大陸蓋這麼多水壩,尤其是在長江的做的這麼大,我天天都在擔心。中國人所做的這個壩是全世界最大的壩,雖然做得用心,還是要想想這個壩能承載多少水量、大陸河道水流如何分布,即使原來設計規劃都很好,但氣候變遷跟原來預期的狀況已不同,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紀錄,現在都遠超過預期,兩極的冰都融化的嚴重,我希望不會發生問題,知道中國政府也很擔憂的,一定是全力做防備,這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如何防備,氣候變遷議題真的要重視,說了不是讓世界大亂或不安,而是必須團結面對。

引用來源:中時、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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