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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改革 學會數據說服民眾

朱敬一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實施相關社福政策時,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誰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想解決問題,可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引用來源:朱敬一,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