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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國共框架,馬習會把「中華民國」送入豪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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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2015年的這場「習馬會」、「馬習會」,西方媒體、兩岸三地媒體都經常把歷史場景上推到1945年的「重慶會談」,拿當年的蔣中正和毛澤東對比今天的馬英九和習近平。今天互稱「先生」的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會面,是在另一個新基礎上進行,新基礎上最重要的一塊磚,就是「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人們關注「馬習會」時,並不會緬懷「蔣毛」兩人的歷史,而更關心「中華民國體制」能不能在兩岸關係裏擺放得安穩且牢固。

講起2015年的這場「習馬會」、「馬習會」,西方媒體、兩岸三地媒體都經常把歷史場景上推到1945年的「重慶會談」,拿當年的蔣中正和毛澤東對比今天的馬英九和習近平。

今天互稱「先生」的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會面,是在另一個新基礎上進行,新基礎上最重要的一塊磚,就是「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人們關注「馬習會」時,並不會緬懷「蔣毛」兩人的歷史,而更關心「中華民國體制」能不能在兩岸關係裏擺放得安穩且牢固。在大陸,「中華民國」如果無法進入正常的討論框架,亦沒有兩岸理解的基本基礎。

從「黨對黨」到正視「中華民國」

「重慶會談」所處的歷史時空是抗戰剛結束,國民黨的「訓政時期」,「黨國不分」、「黨等於國」是常態,「蔣毛會」,亦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中國」的政治發展前途。

重慶會談之後,不管是在中國大陸的4年內戰,或者國民黨退走台灣的兩岸分治時期,共產黨面對「台灣問題」的思維程式,始終不脫「黨對黨」架構。從早年的毛、鄧和兩蔣時期,到2005年連戰訪中後操作的「國共平台」,一直都是這樣的思維套路。「馬習會」也曾不斷傳出兩人以「國、共兩黨領導人」的身份會見,可見「黨對黨」框架仍是可能的選項。

但歷史早已變幻。重慶會談之後70年,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依舊,只是當家作主的從國民黨換成了共產黨。但在台灣,黨、國早已分家,從1987年解除戒嚴、1996年實現全民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歷史大踏步前進,民主落地生根。兩岸體制落差愈來愈大,政治分歧,也愈發難解。

在經歷了1995、96年飛彈危機之後,1998年,辜振甫第一次以海基會董事長身份踏上中國大陸。在上海,他先向汪道涵直言「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到了北京,同樣的話在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面前再說一次,陪同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臉色鐵青,但江澤民至少維持住了風度,談起自己也曾經是中華民國國民,還哼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只不過辜振甫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直言表達「中華民國的存在」,從此成為絕響。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國共平台」成了兩岸發展政治關係的舞台,回到了「黨對黨」的老套路。到了2015年的「馬習會」,情況發生了微妙變化。馬英九的政治身份只剩一個:中華民國總統。而坐在馬英九對面的,就應該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而不是「習近平總書記」,不再有任何模糊處理、各說各話的空間。

從這裏才可以看出,要在新加坡舉行這場「馬習會」,習近平首先要承受的風險就是,他打破了歷來「黨對黨」的框架,第一次與「台灣地區領導人」會見商談。「台灣地區領導人」領導的政府,實質上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儘管只能點出不能說破,但某種程度確實正如辜振甫先生當年的期許: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摘錄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08-taiwan-Xi-and-Ma-summit-ROC-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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