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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

1994年文建會積極推動社區營造政策,促使中央政府省思跨部會整合模式的重要性,爾後,台灣社區政策的推動已逐漸從政府主導的「由上而下」政策執行,變成強調公民參與的「由下而上」的操作理念。

然而因為中央政府策略性的介入,特別長期以社造經費補助的誘導下,促使社區營造成為地方政策執行上脫離不了環境綠化、多元就業、文創開發的政策走向。更因高度依賴中央經費補助,使社造成為鄉鎮公所、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管理委員會及社區工作團隊間權力與資源的競技場域。

而今為因應人口老化、城鄉落差及產業變化,推行的「地方創生」同樣強調在地、自發與行動,不同之處在於,地方創生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創造工作機會、減緩人口(減少)問題、提昇生養後代的條件、為地方創造生機」。

【從地方創生窺見貧富不均的現象】

在地方創生所觀注的人口結構及產業的變化中,最直接的觀察是台灣過往在快速發展工業化以及都市化的政策下,產生貧富不均的議題。

根據WTID(2018)的資料,全台灣最富有的1%族群的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為12.99%。所得越高的族群,其薪資所得佔個人總所得的比例越低、資本所得的佔比越高。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過去台灣社會長期歌頌的「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價值已不復存在,單憑努力越來越難出頭天。在全球化及資本主義下帶來的貧富差距所衍生出的社經階級顯然已難以翻轉。

聯合國在2015年開始啟動永續發展目標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Ban ki-moon)曾表示「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所制定的目標具全球性,各國領導人已做出承諾,確保不遺漏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而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一項,就是消除貧窮(No poverty);世界銀行(世銀)總裁金鏞(Jim Yong Kim)表示「到2030年,終止極端貧窮並共享繁榮是我們的目標,而此承諾未曾改變,我們也須從全球的角度,採用擴大的貧窮判斷標準。」

【觀察、追蹤、與實踐】

貧窮及貧富差距的議題在台灣的都市與鄉鎮,以不同的樣貌存在著,面對地方翻轉的挑戰,我們同樣也必須關注大環境下的結構性議題,在關注與追蹤的同時,也與地方組織一起尋求社會創新的服務模式。

 

資料來源:

《社區營造、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構:六星計畫的比較分析》

《曾旭正專欄|有了社區營造,為何還需要地方創生?》

《報導者:台灣貧富差距的真相》

《 TAIWANICDF:終結貧窮之前 先回答什麼是貧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