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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視野下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黃榮村

 

人心思變,包括意圖(行為後的目的)與行動,並非祇關政治,而是涵蓋各類需要改革事項。台灣過去因政治目的而形成的幾個關卡,包括對既成事件(如228、白色恐怖)之經驗所產生之恐懼、戒嚴、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條等項,卻擴延到對非政治領域的廣泛制約,對言論、結社、與國際聯繫上造成諸多限制。以解嚴(1987)前後為例,即可明顯看出民間人心思變表現方式的大幅變化。在台美斷交,美麗島雜誌銷售屢創新高後,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隔年美麗島大審是一場解嚴前大規模的社會民主法治教育,政治後果則是使得當年的黨外運動,成為今日的常規政黨輪替。回看美麗島事件的主訴求,如反對戒嚴、反對萬年國會、主張開放黨禁報禁、總統直選,現在看來都已經是沒有爭議的事實,但在當時,卻是害怕恐懼與憤怒亢奮情緒交雜下的大拔河,社會上風聲鶴唳氣氛肅殺恍若一夢。短短十年後的1990年三月野百合跨校學運、五月知識界反軍人組閣,與1991年十月的一ΟO行動聯盟,改由大學領軍,已是解嚴之後。兩者作一比較,前者是情緒緊繃多點齊發,後者則是意興風發單點突破,精神雖仍一貫,表現方式與所獲待遇大不相同。

台灣過去60年來,走的是政治→社會→教育的變革與改革路線。簡略而言,可採下列事件作一分類,從過去重大社會記憶的觀點,說明台灣所面對的變革與改革:

1. 日本殖民統治、國共內戰、228事件、與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這是一系列台灣社會迄今永不能磨滅、不能不釐清、也還在發揮影響力的歷史與社會經驗。

2. 四六事件(1949;台灣白色恐怖之濫觴)、公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宣告台灣省戒嚴令、頒佈「懲治叛亂條例」、訂頒「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1950)、規定高中以上學校設軍訓室(1952)、教育部派第一任教官到台大(1953)、白色恐怖(1949-1954?)。這是另一段影響台灣政治、社會、與教育相當深遠的大規模事件記憶。

3. 政治禁忌在衝撞下的解除與政治事件的平反,與黨外運動的崛起、1977中壢事件、1979美麗島事件,以迄1986民進黨成立之關係相當密切。

4. 1987年6月解嚴前後一年期間,社會運動(含自力救濟、環保、社福與弱勢等類)多達百餘件,反映出在管制去除之後的社會力解放與社會公平正義觀點的表現。

5. 大學在社會記憶事件中之介入。以台大為例,不僅是228、四六、校園白色恐怖、民族主義論戰與哲學系事件(1972-1974)、參與解嚴前後社會運動、學運(1986校內自由之愛、1990三月跨校學運)的主要當事人,也是政治事件平反(如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平反,1993-1995;台大四六事件之平反,1995-1997)之主催者。大學在標舉與實踐社會公義理念、平反、保存與詮釋歷史及社會記憶等項重大工作上,以及思想改革上,都佔有不可或缺的角色,並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但大學是否在這類事件中缺席,也是需被評價的一件工作。

6. 司法/行政/教育三大改革、921大地震及重建、SARS肆虐及其因應、十年教改爭議、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全球化競爭及M型社會的來臨及因應,則是較晚近的重大事件。台灣在這些事件中如何自處獲得教訓,並帶動改革,則反映出台灣社會是否已發展出良好或亟待改進的基礎結構及心態。

由上述事件的簡單排列,可看出政治一向是先行者,教育通常是改革的最後灘頭,社會則是在中間擺盪,但主宰著政治與教育改革的成敗,可說是最基礎的結構。

社會與教育改革的幾個論証

社會改革的原動力大概不外三類:(1)恢復人性尊嚴與人民作主;(2)對社會不良慣性及不合理既存制度的反動,並要求本質之恢復;(3)提升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力。這三類表現有其先後次序,大約是前述的政治→社會→教育三種改革。

屬於第一類的包括對過去重大政治事件之平反、政治反對運動。第二類包括具有實際不滿源頭的社會運動,如自力救濟、環保運動、與消費者保護運動;具現代意義之抽象原則(如社會福利、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的改革需求,如三月學運、司法改革、教育改革、與性別平等運動;理念先行的運動,如反核、媒體改造。第三類則屬晚近的議題,包括有災難後與自主性的社區總體營造、基因科技下的人權維護、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之因應、M型社會之防止、教養與人才培育之推動。

台灣的社會改革相當多元且活動力強,但基本上是能量不足。今以第二類的環保與消費者保護運動,略作說明。1980年代中期是台灣環保自力救濟與環境抗議事件的高峰,從三晃化工事件、反杜邦二氧化鈦建廠、反五輕六輕、到反核四建廠,在此期間又逢解嚴(1987),也是各類社會運動躍升之時,在1981-1988約逾上百件環保自力救濟。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從78件跳到167件,其中主要是環保自力救濟事件,衛生署環保局因之在1987年升格為環保署,並開始實施EIA制度,著重引入最佳可行之環保科技。但就民間環保團體之能量而言,則從國際比較觀點,顯有不足。世界上有綠色和平、地球之友、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綠黨的國家,若採重複列計約占全世界國家數的十分之ㄧ以上,但台灣並無相稱的正式組織。次就規模觀之,美國與英國環境與生態保育組織的會員,幾占其國家總人口的四十分之ㄧ以上,台灣雖有活動力極強的環保聯盟、野鳥學會、自然生態保育聯盟、主婦聯盟、及新成立的活躍組織,但總會員數恐未逾三萬,占人口比例僅在千分之ㄧ左右。

1979年由於米糠油製作過程中熱媒管線破裂,造成多氯聯苯(PCB)滲入污染食品,中部地區受害者達兩千餘人,再加上之後的甲醇假酒事件,促成隔年成立消基會,並成功打贏國內第一樁集體訴訟(可惜無實質賠償),對住民近身之安全貢獻甚大。消基會以檢驗與調查為主,所要求的改革由於事涉人民生活安全,有相當強的正當性,但也有能量不足之問題,與美日等國的消費者保護組織之會員量及參與程度而言,台灣仍有難以望其項背之處。

社會改革背後往往要有思想與信仰予以支撐。左派觀點強調壓迫與被壓迫的困境,需透過重大改革或革命予以改變;社會中各個角落經常存在著異化現象(alienation,不一定侷限在勞工與資本家之間),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變成不能自主、自我實現的個體,這種不理想困境亟應有所改變。

自由主義觀點則提倡社會的民主與自由,這點幾乎已成台灣社會的共識,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常有難以兼得的困難。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其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書中,認為民主應是平衡自由與平等的作法,關切群體但也關切個體,但在公民人人生而平等時,個人力量不夠強到可以抵擋權力之侵略性而維持自主,人的自由因此難獲保證。志工主義(volunteerism)則是晚近興起的潮流,凡事做了就是,晚做不如早做,強調社區與社會將因住民的關切與動手而改善。

這三種觀點都曾經或正在分別影響前述之三大類社會改革。早期的政治改革與平反要面對龐大的政黨與政經體制,但改革的正當性也最強,需強而有力的論述與行動,正是左派觀點可以好好發揮的場域。社會改革所涉及的制度性變動,則需要民主與自由理念的闡揚與聲援,而且第二類改革往往來自有具體對象但又缺乏溝通與中介的平台,如環境運動、學生運動、司改與教改,都需要專家、教授與老師的參與,這些支援者經常都是受過現代教育倡導民主自由的陣營。第三類的改革常無具體的抗爭對象,需自主參與一步一腳印,有的透過捐款並加入當志工,參加庶民改革平台(如佛教的五大教團、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聯合勸募),有的直接到社區蹲點(如921災後的一百多個長期蹲點志工團體),這時志工主義就是最重要的草根哲學。

總體而言,當人民的歷史應平反、人民要作主、專制蠻橫的政治政黨要改革時,抗爭對象與改革目標明確時,左派觀點會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台灣早期的改革史中確已發揮其一定程度的時代功能,但現在則受制於現行社會與政經體制,難以充分發揮。自由主義則常由知識界主催,以理念為主制度改革為輔,抽象原則之闡揚多於行動,在過去因緣際會做了很多實際的聲援與仲裁工作,對台灣民主化貢獻良多,但基本上是遲疑的力道不足的。志工主義之適用場域則常無明確之抗爭對象,因此無法確保自主行動可以全面化或持續到什麼程度,但因出身草根,又日益國際化,反而是晚近最蓬勃的一股力量。這三種觀點雖各有其適用與發揮的時代與場域,但若匯流,對台灣建立公民社會之目標則有很大幫助。John Locke曾對公民或市民社會下過定義,他說這是一個自由人組成的社會,在法治下人人平等,不受共同目的之束縛,但互相尊重他人之權利。以此觀之,台灣要建立出一套公民法則來規範私部門與公民事務之空間,還有待這幾種觀點的整合,因為至少它們都曾經或正在台灣社會運作過,也分別影響了不同的個人與群體。

改革觀念與作法之演進

台灣的各類改革經常不是一次性的,在時序上有不同的訴求與其背後的理念。今以四大領域為例說明如下:

  1. 教育領域的改革階段:正義與公平→鬆綁與多元→效能與卓越
  2. 校園與學生領域:特別權力關係之解構→教授與學生參與校務、成立學生會與學生議會、校園民主→校園歷史事件之平反→追求卓越
  3. 環境與永續領域:自力救濟→環境正義與南北緊張論証→政府與市場失靈→環保與經濟並重→追求效率與市場化→跨世代福祉、生態環境的轉寰空間與永續
  4. 社區領域:災難後或自主之自覺與重建→社區我群之發展→社區總體營造

在這些不同領域的不同發展階段中,皆可看到兩種特色的演進。一為改革皆尚未完成,所以都有繼續「往前看」的特色,各自都在建構自己的定位,想從傳統與歷史、社會現況與國情、以及國際比較中,找到往後發展的路線。另一特色則為在理念上有混合交雜的特質。以教育與校園領域為例,左派(或社會主義)觀點強調特別權力關係之解構、貧富差距之消弭、與社會正義之回復;自由主義則標舉民主與自由之價值,以及寬容與個人之功能;自由派(既非左派也非自由主義)則強調鬆綁多元與市場機能。但台灣是一個特殊處所,上述三種觀點有時可以相容而無激烈對抗,更奇特的有時在一人身上可看到不同觀點之融合,形成特殊的均衡現象。

以行政院教改會在1994-1995年間提出的「教育鬆綁」為例,就提出了三種看法:(1)基進觀點:除國民教育與社會正義之履行(如身心障礙教育、教育優先區)外,國家力量不應介入教育過程。(2)自由觀點:教育鬆綁應以解放人的心靈及潛能、實踐社會正義等項,當為最高指導原則。(3)權宜觀點:最好在考量各項限制條件並找到良好的配套與解決方案後,才進行鬆綁。相關作法則融合三種看法,所以經常在推動上不易有大破大立的格局,背後的理念面貌也不易清晰突顯,需要較長時間的累積與溝通。但這就是台灣教改的特色之ㄧ。另外,由於台灣社會藍綠對抗嚴重,在教育的部份教材上,也常為了如何融合「中華文化」與「台灣意識」而頭痛,短期間難期望有進度,這也是台灣教改的另一特色,理念上也許可透過溝通獲得短暫的均衡,但實際編訂教材時,又恢復不均衡的混亂,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看到的奇特現象。

下一波改革的必要:以教改為例

台灣還有很多需要繼續改革的工作。如在政治上,族群/藍綠/統獨議題雖在日常生活上,並沒有造成什麼重大困擾,但一到選舉,就如同信仰保衛戰,當然族群議題是其中最無辜的一部分,雙方都會儘量避免炒作。在社區與社會改革上,最能有信心可以表現出台灣特色的項目,大概就是具有社區與住民自覺及願景的社區總體營造。兩岸互動之間本可從長計議表現善意的事項,也常因政治性與策略性的急躁作法,帶來社會的擾攘不安。

所以台灣不可避免的還要進行下一波具有特色的改革,方足以因應未來。祇以教改為例做較詳細之論述。

常年在第一線推動教改的有心人士,都會發現教改的成效,經常受到社會文化中既有的觀念的制約,譬如利用教育翻身促成垂直流動的成功經驗,往往強化原先已有但已不合時宜且狹隘的公平正義觀,對各級明星學校的執著與對入學方式及教材的過度敏感,使得升學主義歷時數十年難以變更,也因此使得教育鬆綁、多元教學、多元入學常引起爭議,難以竟其全功,很多教改理念與既存的社會觀念常相衝突。

聰明的人也會發現,近十年來雖有大學過多問題,但大學內部包括行政、課程、教學、研究、與國際化,改革得相當厲害,惟相對於中小學而言,很少有異議,而且大學進步得很快。其主因可能有二,一為大學一般而言已是制式教育的終點站,但中小學都是跳板,既是跳板就要為最後一戰服務,所以成為工具而非目的。另一則是認定大學唸的書自有其國際標準,大學經營亦可遵循國際通行作法,但中小學則還未到需要國際化的地步,何況台灣中小學的學業表現經常領先國際。

這中間就存在一個可能性。有人認為教改要成功必須配合社會觀念的改變,因此教改與社會改革是耦合在一起的。而且有些社會改革最好放在教改的平台上進行,因為比較具體可操作。直接挑戰社會既存的公平正義觀,與想去大幅矯正社會上的升學主義,常難以竟其功,這是很無奈的困境,但若能開始提議中小學亦應走國際比較路線,說不定是下一世代具有替代功能的改革作法。底下試從全球化觀點予以分析,並提出較詳細之改革方式,以呼應該一想法。

當台灣社會還在為過去的教育與人才培育方式憂心爭議之時,若干重大的改變已在成形,難以忽視,應體認其迫切性,並在未來至少十年之中提出可行且有效的因應策略。首先是過去未曾如此急迫,但現在必須嚴肅面對的三大結構性問題,亦即少子化及老年化、全球競爭、與兩岸互動三者。

在此變動如此劇烈的時代中,諸多過去教改中尚未處理的重點議題逐漸浮現:

1. 社會結構變遷與國際競爭下的教育重整。台灣已有明顯的少子化與老年化問題,外籍配偶及子女日益增多,對各級學校與終身教育影響至鉅;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下,日後的下一代勢必要在國際平台上作跨界流動,教育方式不祇在高教需要調整,中小學也要順應未來趨勢作一改變。

2.  台灣高教質量失衡,在少子化下將有大量的高等校院需要轉型,才能因應。大約在四、五年後,每年平均若減少五千人進大學,則以十年計算,可能有30-50間大學會面臨極大的困難,若再加上採認大陸學歷,則影響更大,現在不開始處理,以後可能難以收拾。

3. 產業結構變化及外移下之人才培育。產業外移形成國內就業困難;結構變化則使中層幹部及助理專業人力需求略有過剩,但高級管理與研發人才以及基層事務人才皆嚴重缺乏。各級學校與訓練機構如何培育社會各行各業所需人才,顯然要再重新思考。

4.  品格與教養的培育日益重要,但各級教育的實施成效一直不彰,不容輕忽。

5. 制訂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的需要,以及在修法與政策上的因應,日益迫切。日後如何設定人才培育標竿,並放在兩岸、亞洲、與國際架構上重新思考統整,必須有大戰略,作好開大門走大路的準備。

今僅就「全球接軌,在地行動」的改革觀點,另列三點如下:

  1. A. 在全球視野下,台灣的各級教育應有跨國比較之架構來推動,才不致侷限在所謂「特殊國情考量」的困境中難以進步。

在各級教育(尤其是高教)上強調國家性之國際比較指標(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已是一種國際常識。以台灣為例,應特別注意中國大陸與南韓的崛起,追上荷蘭與澳洲,學習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與芬蘭(中小學)。前者可測試我們是否已日趨慵懶、習於慣性、沒有競爭心,後者有助於我們立下國家高等人才培育的願景,看向明天。

台灣高教因有急迫的危機感(經常要面對國際高教之進展與壓力),且近十年來有多項高教促進方案需參與競爭,因此較早設定跨國比較之架構並力爭上游。惟中小學主要係基礎教育,且與國際接觸較少,又經常被要求考量特殊國情,因此不祇在教育改革之擬議上經常受阻,亦欠缺應作國際比較之危機意識。但以當前國際競爭激烈下,各級教育事務之推動不能不特別納入全球化的考量,應有國際視野,在做任何規劃或政策制定時不能不放入國際比較資料,而且依此制定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的上位計畫。問題經常發生在國人討論教育促進或改革方案時,經常以個人求學經歷與個人社會流動的翻身歷史,當為立論依據,亦即教育機會均等的素樸正義觀經常浮現,另外有因政治形勢變化下,意識形態論爭介入較育領域與課程問題。因經常有這類情緒面的考量,以致合理且應進行的改革常受阻礙且有層出不窮的爭議。但現在培育下一代人才,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看看別人怎麼做(譬如全球化趨勢)的理性考量,才是最緊要的事。在全球化下辦教育必需有上位計畫,方能提綱契領將教育資源與人才培育政策作好搭配工作,這是我們在討論國家的發展與分配時,首需啟動的基礎工作,也才是消弭爭議的較佳策略。

  1. B. 考量今後人才與就業之跨國流動特性,應強調語言及基本能力(如OECDDeSeCo計畫)、就業能力(如美國的ACI計畫)之培育。

在台灣推動人才培育的大戰略中,其中有一項即為培育可跨國流動之優秀人才。但如何在後期中等教育與高教中,加強培育語言、基本能力、與就業能力,以強化可跨國流動之基礎?

在外語能力之培育上,英語部分已往下延伸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但若干都會區及縣市亦有從小一開始,甚至有從幼稚園階段即參加全美語補習班者。學習英語是否需要從這麼小就鼓勵變成全民運動,是見仁見智之事,但可以預見下一代年輕人之英語能力,應有較優秀及普及化之表現。但有幾點需提出改進者,一為現在的大學生雖採用英文教科書,但相當大部份並未養成讀原文書的習慣,而依賴中文筆記及教學投影片,以致英文之聽說讀寫能力不能與時俱進,甚至還有倒退情事。另一則為外語能力之培育被限縮在英語,其他常用的外國語言如法德日語則學習普及度相當有限,有待改進。最後則為實戰的國際經驗並未普及,大學生能較長期出國學習(不是祇有遊學觀光式的出國)的人數不多,留學攻讀學位者近年來亦未呈比例成長;至於後期中等教育及技專體系的學生,相對而言更屬少數。這些困難都應有促進方案來協助解決。

在基本能力之培育上,行政院教改會於1994-1996研提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時,即依據澳洲、紐西蘭、美國、英國研議之基礎與核心能力,當為訂定本國基本能力之基礎。嗣後國民教育的九年一貫課程,即以基本能力為其編訂課綱之重要參考架構。但國際上除基本能力外,已開始重視就業能力之培育。

OECD國家的DeSeCo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e)計畫(1977),提出互動式使用工具、異質團體之互動、自主行動三者,當為人才培育之架構。美國則提出「不遺漏任何一個小孩」(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 2002),強調閱讀與數學能力之補強(部分原因係因TIMSS表現在國際上落後之故);2006年則提出「美國競爭力方案」(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ACI),在有關教育部分為補強與接續NCLB(一直到中學),並在高教上強調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與就業能力。

這些基本能力與就業能力之學習後評估,不像英語能力之評估已有標準化作法,應係日後亟待發展之項目,否則難以確定我們培育可跨國流動人才之成效。

  1. C. 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與兩岸互動已不可免,應在招收國際生、陸生,以及擴大出國留學等多元人才培育上,擬訂均衡政策。

台灣現在就讀大學校院的大學本部生、碩士生、與博士生,所占人口比例已與美國相仿,甚至超過,可說已失掉過去所具有促成垂直流動之功能,幾乎將變成門檻標準,亦即讀了不一定能大展鴻圖,但沒讀就像沒通過門檻一樣,就業變得相對困難。另一則是出國留學問題。台灣出國留學生絕對數目並未減少,仍維持在三萬多人左右,但若考量近年來大學生數急速成長達三倍之巨,則留學狀況相對而言是不進反退,對培育跨國流動人才之全球佈局而言,是不好的癥兆。因為若出國留學者維持不動,則加入跨國流動的人才群亦難以大幅成長。

在頻繁的國際與兩岸互動下,為符應當前發展趨勢,人才培育需有前瞻性看法:(1)應在國際比較下,研撰具有國家競爭力與全球人才佈局眼光的「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以當為各類人才培育的上位計畫。(2)選定國際指標國家(不限一國,可依不同領域或各級教育之實際狀況挑選),深入了解國際人才培育之落差與願景。(3)人才培育過程中涉及複雜的法令與政策,應先予解套,如公教分離、彈性薪資、外國人身份就業等項目繁多,可考量仿產業發展條例,站在國家高度,研訂「促進人才培育與發展條例」,以統合事權,加速創造人才培育質與量的優勢。

這些相作法,應是台灣推動下一波改革時可特別著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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