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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如何因應巨變時代的來臨: ECFA以後的生存發展之道

朱雲漢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

歷史的腳步在二十一世紀走的特別的快,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出現急遽的變化。從九一一事件、金磚五國興起、全球金融海嘯、G20躍登歷史舞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破局,歐元區國債危機全面爆發,到美國主權信用評等下調,一連串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驚心動魄地展開,讓世人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面對這些石破天驚的歷史事件時,必須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要認識到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百年難遇的歷史分水嶺。我在三年多前一篇主題演講中,把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稱之為「巨變時代」[1],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迅速消失的時代,也是我們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出現轉折的時代。這個歷史大趨勢的轉折在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已經看到一些端倪,但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開端才以波濤洶湧之勢全面展開。我們需要對於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即將出現的劇烈變化,做好心理的準備,並針對於未來的機會與挑戰未雨綢繆,尤其需要洞察歷史過程從量變到質變的躍進,這樣才能趨吉避凶;如果我們無法洞察世界與東亞格局變化的大趨勢,台灣會在歷史巨變關頭徬徨無助,甚至進退失據。

二十一世紀歷史變化大趨勢的主軸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相對衰敗與式微。最近幾年不少敏銳的觀察家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場歷史大變局的開端。美國《新聞週刊》前任總編輯FareedZakaria在2008出版的《後美國時代的世界》(Post American World)這本書就指出,當前的歷史變局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西歐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2]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三百年來歷史趨勢的大反轉。在十八世紀初期,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臺,但是隨著工業革命以及殖民主義的擴張,亞洲各民族一一落入西方列強的宰制,西方國家主導了人類歷史長達三百年。然而,正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ishore Mahbubani教授在其新書「新亞洲半球」所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的重心明顯向亞洲移動,亞洲將成為人類歷史舞臺上的要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可以跟二十世紀崛起的西半球一樣撐起半邊天。在世界舞臺上西方國家獨佔鰲頭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3]

尤其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全球的生產活動重心加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轉,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字來說明,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全球經濟實力與財富快速重新分配。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也就是1973年,用購買力等值(PPP)計算,西方國家(西歐、美、加、紐、澳)的GDP佔全球GDP的比重約為51%,所有其他國家只佔49%;經過三十年,到了2003年西方國家的比重已經下降到40.4%,非西方國家上升到59.6%。從現在開始再往前推二十年,也就是到了2030左右,西方國家的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到32%,而非西方國家會繼續上升到68%,其中印度與中國大陸合計將佔到34%以上。這意謂著我們過去熟悉的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4]

我們在思考這個大歷史大變局時,需要一個更寬廣的視野、更長的歷史座標,一個類似麥迪遜教授「世界千年經濟史」這樣一個宏大的架構。麥迪遜的長程歷史觀點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把歷史的跨度拉長為一千年的話,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臺可能是一千年裡面一個特殊的而不是一個常態的時期。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在西元1400年前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以購買力等值估計,當時中國與印度兩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占全世界GDP的75%。雖然自此以後比重逐步下降,但遲至西元1700年,印度和中國合計仍佔有世界GDP的46%左右,各自都比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的21的份額略高一些。[5]所以,從這個最寬廣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的崛起,嚴格說起來不是「崛起」,而是這三大文明板塊「恢復」他們歷史上享有的地位。亞洲的再興也帶動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崛起,全球的權力與財富分配結構將逐漸回復到西方興起之前更長時期的歷史常態。這對全世界人類來講,也是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經濟資源配置結構。

地球上不同社會的生產力與財富之差距會逐步回歸千年歷史常態,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已無法再用殖民手段掠奪第三世界的資源,也無法採用「戰爭發財」(或者說以「戰爭金融」)的模式來推動資本積累[6]。而且儘管西方國家努力設法維持科技的領先與金融的獨佔,以及用智慧財產權與科技保護主義阻擋非西方國家的模仿,但畢竟無法真正阻止非西方國家的借鏡學習、自主創新、與勤奮勞動。同時西方國家在戰後嬰兒潮陸續邁入退休年齡後,也不再享有人口紅利。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西方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跟非西方國家的差距在不斷縮小,西方國家能在科技和產業競爭力上保持優勢的領域越來越有有限,不僅東亞國家全面快速追趕,中東、南亞與拉丁美洲也急起直追。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龐大原物料與能源需求,也為僅靠農業與工礦出口的貧窮開發中國家帶來翻身的機會,他們不再需要以廉價的原物料出口換取西方國家昂貴的工業產品。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意謂著「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歷史框架鬆動了。未來取而代之的是必然是「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格局[7]。過去在一元現代性框架下,衡量「進步」與「落後」的座標是明確的,西方代表最進步的端點,越接近西方就越進步,現在這個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開始受到質疑。未來非西方社會在面對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之選擇時,將享有更大的思維的想像空間,與西方文明接軌未必是「進步」,與自己文化傳承重新接軌未必是「落伍」,非西方世界更有條件維護與開展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

伴隨著全球生產力以及財富重分配而來的是全球秩序與治理體制的結構重組,現存全球治理體制正面臨功能失調與合法性不足的雙重挑戰。戰後的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秩序是由美國與西歐聯手建構的,基本上是以西方國家的價值與利益為核心。這個秩序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非西方國家在面對選擇融入還是改造既有的全球秩序這個關鍵課題上,必然要反思這個以西方國家為核心的秩序是否公正?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續?

顯而易見的是,戰後由西方國家所打造的國際秩序正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在冷戰格局消逝、東西對抗結束之後,世界各地區的宗教、文明、族群衝突不斷加劇;威脅人類社會的毀滅性武器仍然在增長與擴散;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在持續惡化,能源、糧食與水資源的爭奪成為國際衝突的新焦點。世界經濟體系更缺乏穩定的全球貨幣,金融危機不斷湧現,而且對實體經濟的破壞力量愈來愈大。尤其是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讓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所有社會均面臨「富者更富、中產趨貧、貧者更貧」、知識與數位落差不斷擴大的難題,眾多弱勢群體被邊緣化並暴露在巨大的經濟與環境風險下。

在此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雙重作用下,國家機構的社會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最富裕階層與跨國企業,透過利益遊說、金權政治、操控媒體以及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掌控,主導了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制訂權力,並將過去維護中產階級的租稅體制、管制規則、保障體制逐一侵蝕,讓代議民主逐步退化為「富豪政治」(plutocracy),尤其是美國的民主不但早已背離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甚至可以說已經淪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第格利茲(Joseph Stiglitz)筆下的:「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8]

在此背景之下,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宗教與知識精英必須思考與摸索一套新的理念以及具體主張,來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的處理全球治理與人類永續發展課題。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精英更普遍意識到他們的發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質文明的覆轍,

因為地球無法承擔。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更意謂著全球治理機制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不得不接納非西方大國參與全球經濟管理,因為西方國家陷入最險惡的金融危機,必須依賴新興國家的儲蓄來挽救財政危機,依賴新興國家的投資與消費增長帶動世界經濟復甦,所以才有G20的出現,以及IMF認股權結構的調整。

這也意謂著,金磚五國(BRICS)將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並逐漸取得處理全球議題的話語權,G7將逐漸失去制訂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在2009年的舉行的聯合國全球氣候變遷公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首次攜手合作,針對如何制訂新一輪的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遊戲規則提出全面主張,並獲得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鳴,打破了長期以來由西歐國家主導減排議題的局面。2011年在三亞舉行的「金磚五國高峰會」更為重新塑造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體制與規範揭開了序幕。在這次會議上,金磚五國的領袖公開宣示將攜手所有發展中國,建立一個更公正、更民主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2008年的世紀性金融風暴更一舉打破了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過去二十年,全球經濟一直處於結構性失衡狀態,美國拼命消費,亞洲拼命生產。美國印製美元購買進口商品,世界各國向美國提供商品而獲得美元,再用美國購買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充作本國外匯儲備,從而支撐了美國的消費能力與壓低了美國國債的長期利率。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一語道破:「這就像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免費午餐」。然而天下沒有永遠的免費午餐,新興市場將不再願意為美國買單,因為美國政府的債信危機已經逼近危險關頭。

美國國債問題難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美國的醫療總支出高出西歐國家一倍以上,幾乎是多數東亞國家三倍左右。然而,在當前美國政治體制下大幅壓制健保支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與醫療有關的產業早已超越傳統的軍工產業與石油能源產業,能與華爾街等量齊觀,成為政壇上呼風喚雨的超級利益集團,可以在國會阻擋任何妨礙其利益的體制改革。最不可思議的是,仍有眾多的美國民眾深信美國的醫療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對於任何強化政府管制成本與限制市場定價的改革都心存懷疑,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讓「茶黨」有很大的動員能力,也讓歐巴馬的醫療改革計畫受到嚴重折損。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2007年底做的推算,隨着嬰兒潮步入退休潮、人口老化、平均壽命延長,醫療福利及社保開支只會逐年上升,到2025年社保及醫療福利開支加上利息支出將超過GDP的20%,也就相當於聯邦政府的全部收入。[9]屆時美國聯邦政府將沒有任何經費可以用於其他政務項目,包括國防、教育、科技或交通建設。因此美國的國債危機會越演越烈,甚至最終步上政府破產的命運。最近在華府引發巨大迴響的一本警世之作,是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今年九月出版的新書《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10]。這本書以一個噩夢的場景揭開序幕:「2021年的某一天,美國總統跑去距離白宮不遠的國際貨幣基金,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定。」這本書在華府引發熱烈的討論,因為他所描繪的美國噩夢已經不是杞人憂天的幻想,而是可以想像的模擬情境。

這也意謂著,美國主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制必然面臨結構重組的命運,美元也將最終將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不過,在可預見的將來超主權貨幣一時之間尚難以出現,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將呈現多元化、區域化格局。人民幣將成為亞洲區域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單位。為因應美元弱化的長期趨勢,東亞主要國家不得不形成貨幣同盟,緊密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相互持有對方國債。

歐洲的前景也相當黯淡,歐元體制能否逃脫解體的命運還在未定之天。目前歐洲正陷入二次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世代正義與福利國家間的尖銳衝突正肢解多數歐洲社會的內部共識,許多歐洲國家年輕世代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未來,這勢將成為社會動亂與偏激政治路線的滋生溫床。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與歐洲內部貿易保護主義聲浪將持續上漲,反而是新興經濟體將成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主角。在美國消費能力減弱與歐洲經濟陷入停滯的長期趨勢下,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依存度將顯著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環境上將出現更緊密的合作。

以上的分析意謂著,長久以來台灣所熟悉的東亞戰略格局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六十年來東亞的政治經濟格局清晰而單純,美國既支配著東亞的安全秩序,支撐著東亞各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引導東亞各國的民主化進程。美日軍事同盟是美國主導東亞安全秩序最牢靠的支柱,日本也是美國主導的亞太多邊經濟合作體制最主要的擁護者。這個清晰結構在過去十年內已經出現變化深刻的改變,在未來十年會出現更劇烈的變化。日本前任首相菅直人就曾經提出日本遲早必須思考是否需要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改採等距政策。

東亞的安全秩序已經出現華府與北京共同管理的格局,在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的衝突管理上更是如此,未來美國對於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意志將更為顧忌,尤其是解放軍已經具備阻絕美軍進入西太平洋周邊水域的遏阻能力。美國目前最擔憂的就是北京主導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塊正在加速形成,打造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政治動力正蓄勢待發,而這個形成中的東亞經濟整合作體制是排除美國在外的。所以兩年前,在伊拉克抽身之後美國立刻以高姿態宣告重返亞洲,這次歐巴馬在夏威夷APEC高峰會上,更信誓旦旦「美國將永遠是太平洋的強權」。

為了抗衡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最近美國同時打出兩張牌:第一是強勢介入南海問題,藉此挑撥中國與東協國家的矛盾,還做出相應的軍事部署,以澳洲達爾文作為前進南海的前緣基地;第二是在APEC框架下推動「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的談判,來重建美國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領導性地位。TPP原是APEC四個規模較小的經濟體成員(新加坡、智利、汶萊和新西蘭)在2006年簽訂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歐巴馬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高峰會上,宣佈加入TPP談判,並試圖把它改造成一個實現零關稅、零壁壘的高層次區域自由貿易架構。美國從去年開始力邀日本加入談判,並終於在這次夏威夷APEC高峰會上得到野田首相積極的回應。

面對這兩大超強在軍事與經濟上的戰略拔河,臺灣自然必須小心因應,絕對要避免陷入被迫選邊的窘困。從表面形勢看來,臺灣最好能多管齊下、廣結善緣,一方面加速完成ECFA後續三項協議的談判,以及順利完成與新加坡經濟伙伴協議談判,作為連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切入點,並擺脫在東亞被邊緣化的危機。同時,加速與紐西蘭的經濟伙伴協議談判,作為未來申請加入TPP談判的敲門磚。但在現實考量上,臺灣決策者的頭腦必須清楚目標的輕重緩急。相較於連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而言,TPP並非臺灣的當務之急,其理由有三:第一,台灣目前直接出口美國市場的科技產品大多享有零關稅,其他台商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則是經由東亞第三地生產基地出口;第二、TPP全面開放市場的門檻過高,臺灣短時間內根本跨不過去;第三,歐巴馬在TPP議題上僅僅是虛張聲勢。歐巴馬政府上任以來一直沒有獲得國會的「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俗稱為「快車道」貿易談判權。沒有這個授權就意味著美國貿易代表與外國所簽署的任何貿易協議,送到國會後不能享受「全案表決」的待遇,而必須面臨國會逐條審查,國會委員會添加任何一條修正案都可以讓談判結果推倒重來。所以,在美國總統沒有得到「貿易促進授權」情況下,沒有國家會認真與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更何況範圍要比FTA更廣泛的TPP。同樣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這次在夏威夷表態願意參與TPP談判,一方面是打腫臉充胖子,因為TPP在日本社會內部的阻力之大,任何執政黨都會面臨被推倒下台的危機;另一方面也是給歐巴馬作足面子,因為野田非常清楚,TPP談判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有實質進展,所以日本也是虛晃一招。

在可預見的將來,臺灣真正需要擔心的是,中國大陸與南韓的FTA談判可能會加速進行。原來北京不準備急著推進與南韓的談判,因為擔心對自己十二五規劃預定推動的支柱產業衝擊太大,但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新形勢下,態度會更積極。南韓與台灣在經濟發展階段與產業結構均極為類似,一向是我們高科技產業最強勁的對手。現在南韓已經完成與美國與歐盟的FTA談判,如果再陸續完成與中國大陸的FTA談判,將如虎添翼,臺灣若不全力加速推進ECFA後續三項協議的談判,以及爭取啟動與歐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主要貿易夥伴的自由貿易談判,南韓會將臺灣遠遠拋在後面。不僅在大陸市場我們會遭遇極為強烈的競爭對手,我們的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地位也會岌岌可危。

其次,臺灣真正需要擔心的是東亞地區貨幣秩序正在轉換,東亞國家為因應美元弱化的長期趨勢,勢必逐步形成貨幣同盟,將來會更緊密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並相互持有對方國債。人民幣的國際化腳步也正在加速,隨著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形成,以人民幣結算的雙邊貿易將大幅成長,未來人民幣可能成為亞洲區域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單位,所以目前東亞所有的主要金融中心都要爭取「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業務。未來中國大陸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對於東亞國家的影響將逐漸超過美國的聯準會,台灣必須盡快推動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並考慮爭取設置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不然又會遠遠落後於形勢。

當台灣社會還在適應後ECFA時代的衝擊時,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正以超乎絕大多數人想像的速度進行重組。台灣必須快速調整自己的心態,否則我們面對急遽變化的新形勢會不知所措。目前我們的技術官僚還沒有這警覺心,面對貿易自由化與服務業開放的壓力時,仍舊是以拖待變;我們的金融服務業不但規模小,眼光也十分短淺,僅僅將目標放在大陸設置分行服務台商,而沒有看到人民幣國際化大趨勢下的機會與挑戰;我們的高科技產業仍然沈溺於既有的商業模式,緊緊抱住為美國科技產業代工的飯碗,而沒有看到這個商業模式的前景堪憂,不但毛利單薄,成長空間有限,而且隨著歐洲與美國陷入經濟長期停滯的趨勢,以歐美市場為對象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景氣波動將十分頻繁。

政府必須與產業攜手合作積極找尋新的出路。未來臺灣科技產業的應該逐步調整自己的在全球定位,從代工生產歐洲與美國高消費群想要擁有的新穎時髦的產品與服務,移轉到新興市場廣大人群所需要平價、耐用,基本功能齊全的平實產品的研發

設計與製造,並在此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品牌與通路。台灣科技產業的未來成長空間在中國大陸、印度、東南亞、巴西、中東、俄羅斯甚至非洲。南韓的企業洞燭先機,早已開始在這些新興市場佈局,台灣必須急起直追。

總之,臺灣在面對這樣的百年不遇的歷史變局時,要跳脫以西方為唯一中心的傳統思維。面對非西方世界,要超越單一的衡量進步與落後之歷史座標,要摒除文明優越感,接納與包容多元價值、宗教與文化。台灣更要善用自己的地理位置、重新發掘自己承襲的文化歷史資產,在心態上要重新融入東亞,善用新移民的網路關係,重視與對岸及新興經濟體的交往,並積極開展與非西方世界的經濟與文化連結。我們要清楚的認識到,美國與歐洲市場對臺灣仍然重要,但東亞自身的內需市場以及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擴張,才是支撐臺灣未來成長動力的雙引擎

台彎必須勇敢的面對全球秩序快速重組的新局,並以「得道多助」作為國際策略的基本指導思想,臺灣必須要不斷提升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存在價值,才能獲得敬重與友誼。例如,台彎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生產資源整合能力,讓自己在國際經濟分工能持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全球新興產業中必須佔有一席之地。在國際社會裡,台彎要摒棄怨天尤人的劣習,學會如何發揮建設性的角色,讓別人珍惜臺灣。所以,臺灣要思考如何能協助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與區域議題,從環境、能源、糧食、衛生、疾病、數位落差到生態失衡,臺灣能做出哪些貢獻。

臺灣在東亞更要懂得如何扮演促進區域和平與經濟合作的角色,要思考如何協助化解大國矛盾,引導區域和諧,不製造問題、不激化大國矛盾、不成為他人的負擔。要學會如何運用「巧實力」,發揮自己的優勢,避開自己的劣勢。要學會如何避免在主權議題上與對岸硬碰硬,要避免掉入大國對抗的漩渦,不當戰略棋子,更要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臺灣的國際參與要重實質而輕名分,國際參與的主角應該是我們靈活的企業、活力的民間組織,以及拔尖的學術科技機構。

臺灣國際戰略成敗的關鍵還是在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仍將與美國、中國大陸與日本這三個亞太最大的經濟體維持密切的文化與經濟交往,但是兩岸的經濟融合程度將大幅超過與日本或美國的經濟依存關係,橫跨兩岸的社會網路,尤其是社會菁英層次的交往將極為綿密。大陸知識菁英的公共論述以及由網路社群所展現的民意,將對北京的對台政策形成更大的牽制作用,台灣能否透過軟實力影響大陸社會菁英與廣大網民,將是台灣能否有效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關鍵。十年內兩岸內部的發展可能還不具備談判永久性政治安排的充分條件,台灣內部對於終局選項的巨大分歧還不會全面消退,大陸領導層仍需將主要精力放在應付社會轉型的挑戰,但是各種超越現狀的主張在兩岸公共論述場域將更為活躍、也更有市場。

台灣的人口將於十年內出現負成長,政府財政結構將加速惡化,如何在發展知識經濟與綠色產業,照顧貧窮人口的基本需求,應付老齡社會的醫療與安養支出,與因應頻繁的巨型天然災害之間進行有效而公平的財政資源分配,將是未來政治人物無可迴避的課題。台灣與對岸進行軍備事競賽將沒有實質意義,台灣的有限國防支出猶如杯水車薪,主要是心理作用而沒有太多軍事效益,美國是否能繼續維持先進武器的供應也將是一個未知數。兩岸間制度性協調機制以及政治菁英間的互信,將是維護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最重要基礎,而這些機制與互信能否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將取決於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日臻成熟。


[1]朱雲漢,「身處巨變時代的政治學者」,中國政治學會2008年會主題演講,國立中正大學。

[2]Fareed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 W. Norton, 2008).

[3] Kishore Mahbuban,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Public Affairs, 2008)

[4]這是根據麥迪遜教授(Angus Maddison)在2007年所做的預測,參見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現在看來他的估計對於非西方國家還過於保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動力反而過於樂觀。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Paul Kedrosky等已經將他的估計值進行修正,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將比他預估的更低,而拉美與非洲的後勢要比他預估的更好,所以到了2030年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將超過他的預估。參見Paul Kedrosky, “The World in 2030: The Poor Own the Place,” October 24, 2010, accessible at http://paul.kedrosky.com/archives/2010/10/the_world_in_20_2.html

[5]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1).

[6]典型的戰爭金融模式就是,舉債發動戰爭,然後用戰利品(割地賠款)還債,這是西方列強在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累積的重要手段,參見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

[7] S. E.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1): 1-29.

[8]他是針對「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感而發,“Inequality: 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Vanity Fair (May 2011). Accessible at: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9]http://www.cbo.gov/ftpdocs/87xx/doc8758/maintext.3.1.shtml

[10]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