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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政與立法缺失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李紀珠
「政治」行政與立法缺失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隨著各國加入WTO及跨國外包制度,大量降低商品、資源、資金,甚至人才的國際流動障礙;復以知識經濟時代的興起,人力知識品質在附加價值的創造,遠重於人口數量的多寡;此等外在環境的轉變,皆有利於小國、寡民及資源不豐沛的台灣,但從台灣近年經濟的表現,卻令人失望。

台灣國際競爭力相對下滑

 二○○○年台灣每人所得在全球主要國家中排名為廿四,至二○○五年已跌至三十,且由領先南韓三千六百三十二美元,轉為落後韓國約三千美元;貿易額由世界排名十四跌為十六;外人投資不但是四小龍之末,更居亞洲十國之八;國家債信評比年年下降,而家計負債比卻居亞洲第一。這些數據說明了一個事實,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已相對下滑。

 在財富分配上,據天下雜誌「二○○七年國情調查」,八六.九%的民眾認為貧富差距比以前嚴重,創下六年新高;而台灣每七十五分鐘亦有一貧童產生;近年經濟成長果實,更只有前二○%的高所得戶享受到,使所得分配高低倍數比由二○○○年的五.五五倍,躍升至二○○六年的六.○一倍,低收入戶數亦由六.六萬戶暴增至八.九萬戶。尤有甚者,近年每五個貧窮家庭,就有一個淪入二代貧窮,形成社會階級流動的困難。

兩岸經貿錯誤定位顯現惡果

 造成台灣上述現象,其原因部分來自知識經濟下應然的結果,但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來自於政府及立法部門的政策缺失。台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的原因很多,如產業結構的升級及轉型不夠快及廣、政府資源未能配合產業結構轉型、選舉太多、政黨對立、內閣變動頻繁、貪腐風氣高漲及政府不願誠實面對問題等,其中恐又以兩岸經貿政策的錯誤定位最為明顯。

 大陸經濟成長快速,成為全球經濟引擎之一,其兼具全球的工廠及銷售市場之角色,對享有先天語言文化優勢的台灣而言,具相當互補性及可資運用之空間。尤其現今的台灣,不論製造業為追求高值化或轉型至「微笑曲線」的兩端,以及較不具國際競爭力之服務業市場開拓,皆亟需大陸市場及資源之支應;此外,台灣經濟邊緣化的突破,許多亦需大陸的配合,因此,兩岸經貿的正常化及善意互動,實有其必要。

高度自我設限造成機會流失

 但過去政府一直侷限以「兩岸的角度」,而非以「全球的角度」來思考兩岸經貿,致懼於兩岸經濟規模的懸殊差距,將自己嚇得動彈不得;高度自我設限的結果,只能看著機會的流失,殊實可惜。尤有甚者,隨著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亦反應於兩岸在國際間的政治地位。

 雖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知識經濟下不易迴避的問題,但在台灣,政府卻是所得及財富分配惡化的幫兇。此可由我政府的租稅政策、金融政策,甚至是教育政策,可窺一斑。

財稅政策惡化財富分配

 課稅制度一直是各國政府用來平抑財富差距的重要方法,但我國目前稅制,在所得重分配功能上卻幾無成效。以二○○六年為例,高低所得者的「稅前」毛所得差距為七.四五倍,但經賦稅課徵調整後,僅縮小○.一五倍,反而是靠著社會福利才使差距縮減一.三倍。

 此外,我國租稅主要仰賴薪資所得,對於非勞動所得(如資本利得)多予免稅,使得富者更易累積財富,亦使得我國財富不均程度尤甚於所得分配;以綜合所得達一千萬元以上者為例,其薪資收入只佔其綜合所得的一三%,其至少六成收入來自股利所得,形成富有者享受更多免稅優惠,而中產階級或低收入者,反承擔較重的租稅負擔的不公。

金融政策圖利財團

 一九九九年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初過,且國內金融逾放比過高,為免引發連鎖金融風暴,社會各界同意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成立金融重建基金。時至今日,問題金融機構退出市場,已完全沒有引發金融體系危機的風險,但政府卻不斷以各種理由,將大眾稅金投入問題金融機構。

 此外,「限時限量」的二次金改,政府強力介入,使得圖利特定財團傳言四起,引發「假金改、真圖利」的批判。在政府拼命心向金融財團之際,卻對卡奴視若無睹,並迫使無辜百姓莫名的承擔財團掏空銀行的黑洞,殊不公平。

教育改革使階級流動停滯

 正確的教育政策不但要打造優質的受教環境,更重要的是讓教育能打破知識經濟「贏者圈」的壟斷性,讓每一位學生享有相同的受教機會,促使社會階級流動。可惜的是,過去台灣的教改政策,使得低收入家庭孩童在學習過程中,處於更不公平的立足點,例如昂貴的電腦、網路學習工具或多元入學衍生的各項後門支出,皆非低所得家庭可以負擔。

  面對WTO、國際外包及知識經濟的興起,整個外在環境對小國明顯有利,但台灣卻走出較競爭對手為差的經濟表現,殊實可惜;其原因包含了錯誤的兩岸經貿定位、放任貪腐尋租高漲、內閣變動頻繁、太多選舉、政府資源配置錯誤及政黨對立等等。

劫貧濟富政府成幫兇

 此外,政府資源過度心向財團,使得我國租稅制度不再成為平抑所得分配的工具,反成為惡化所得和財富分配的幫兇。尤有甚者,政府濫用租稅獎勵政策,致使台灣資源分配不公,國內產業升級及轉型僅只表現在少數產業。在處理金融政策上,不但獨厚金融機構,而苛求於卡奴,政府更在大量的國家資源流入金融財團後,卻以預算不足為由,犧牲弱勢族群的受教權力,讓弱勢族群淪陷在二代貧窮,令人痛心。

 將經濟成果做大,並尊重市場機制進行分配,是任何遵循市場機制的國家基本態度;而政府介入,主要是彌補市場失靈可能造成的不公,使得經濟發展成果能更合理的由全民共享。但回顧過去,我們看到政府的諸多政策,卻是強力剝奪弱勢族群的資源,助長富有者財富之累積。使得原本在知識經濟下,原本就極易產形成的M型社會,更因我國政府行政及立法不當,變得更惡化。